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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要求的角度不同，因此就可能形成都城的迁徙。”他还指出：“在东进的过程中，秦人也对占领区的地形环境进行观察，以便选择较为理想的地方作为都城，因而随着占领的土地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多起来”。他于是认为，秦都东迁的过程，“因此完全可以说是优化选择和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的过程。”（注：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67页。）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考察择定新都的动机，还可以发现，秦人由西而东迁都的决策，有于生态条件和经济形式方面进行“优化选择”的因素。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历史。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先祖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最初立国，曾经得益于畜牧业的成功。
我们还应当看到，作为秦早期经济发展基地的西陲之地，长期是林产丰盛的地区。（注：《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原生林繁密的生态条件，可以成为特殊的物产优势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不利于农耕经营之发展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说秦先祖柏益事迹，“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与《史记·秦本纪》记载“调驯鸟兽”有所不同，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所谓“养育草木”，暗示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当时“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其饮食生活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重要食物来源”，有的学者指出，“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贯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是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注：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9月，第9-10页。）注意秦人经营林业的历史，或许有助于理解有关现象。
《史记·秦本纪》如此记录秦文公营邑于“汧渭之会”的情形：“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秦文公决定在“汧渭之会”营建城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王国维曾经说，“文公始逾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注：《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王国维还就对《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的误解，指出：“徐广以犬丘为槐里，《正义》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内者，殊失实也。”并有附记：“此稿既成，检杨氏守敬《春秋列国图》，图西犬丘于汉陇西郡西县地，其意正与余合。”）而这一历史转变的契由，竟然是“以兵七百人东猎”。《汉书·地理志下》也写道，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等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以《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注：《诗·秦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之诗也。言襄公出征，则妇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及《车辚》（注：即《诗·秦风·车邻》。颜师古注：“《车辚》，美秦仲大有车马。其诗曰‘有车辚辚，有马白颠’。”）、《四臷》（注：即《诗·秦风·驷辚。颜师古注：“《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诗曰‘四臷孔阜，六辔在手’，‘輶车鸾镳，载猃猃猲’。”》、《小戎》（注：即《诗·秦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美襄公备兵甲，讨西戎。其诗曰‘小戎俴收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美襄公备兵甲，讨西戎。其诗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文茵畅毂，驾我骐馵。”“龙盾之合，鋈以觼軜。”五。”）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秦文公的另一事迹也值得我们注意。《史记·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一历史记载告诉我们，秦人已经以“收周余民有之”的形式继承了周人的农耕经验，接受了周人的经营方式，在岐以西之地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岐以东”同样具有悠久农耕传统和农耕条件可能更为优异的土地，则尚无全面占有的条件。
《史记·秦本纪》还记载：“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秦文公时代的这一史事，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裴骃《集解》有这样的解说：
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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