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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农业的进步，还表现在秦穆公十二年的“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略同：“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另一可以反映秦国农业成就的史例，是《史记·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戎王使者由余来访，秦穆公展示“宫室、积聚”，炫耀国力，致使对方不得不惊叹。所谓“宫室、积聚”，后者是农耕经济的直接成就，前者是农耕经济的间接成就。
尽管以雍城为都城的秦国的农业水平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在与东方诸国的竞争中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除了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积累方面的不足而外，雍城的生态地理与经济地理条件与“岐以东”地方相比，也处于劣势。当时的雍城，临近林区和耕地的交界，也临近畜牧区和农业区的交界。正如樊志民先生所指出的，“关中西北的农牧交错地带，受生产类型之制约，只宜农牧兼营，维持相对较低的农牧负载水平。”（注：樊志民，前引书，第63页。）与东方长期以农为本的强国比较，“秦僻在雍州”，形成了生态条件和经济背景的强烈的反差，于是也成为致使“中国诸侯”不免“夷翟遇之”的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形势下，秦孝公和商鞅为了谋求新的发展，决定迁都咸阳。
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
秦自雍城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迁都咸阳”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注：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19年3月，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89页。）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高潮。而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据《商君书·更法》，商鞅推行新法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垦草令》。其内容现在已经难以确知。我们从《商君书·垦令》中，可能推知其主要内容。《商君书·垦令》提出了20种措施，一一论说，分别指出各条措施对于“垦草”的积极意义，如：1.“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2.“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3.“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4.“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5.“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6.“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7.“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8.“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9.“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10.“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11.“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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