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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12.“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13.“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14.“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15.“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16.“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17.“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18.“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19.“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20.“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以“垦草”作为新法的首要内容，体现了执政者大力发展农耕业的决心。其基本措施，是全面动员民众务农，严格约束非农业经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各种政策保证。有的学者指出，商鞅倡行垦草、徕民，是主要针对关中东部的政策。“关中东部作为秦新占领的地区之一，土地垦殖率相对低于关中西部，有‘垦草’之余地；人口密度相对小于三晋诸邻，有‘徕民’之空间。”（注：樊志民，前引书，第63页。）从这一角度理解商鞅推行《垦草令》的意义，秦定都咸阳所体现的进取意识，可以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大规模“垦草”促成的田土面积的空前扩大，可能超过了周人的经营范围，使得农产品富足一时，秦国于是成为实力强盛的农业大国。周天子以及东方列国都已经不能再无视这一以成功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了。 始都咸阳：新的生态地理条件与经济地理形势
《史记·秦本纪》说，商鞅建议秦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新法的基本原则，是“内务耕稼”。商鞅变法在促成“耕稼”发展方面的成功，是在定都于咸阳之后取得的。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可见咸阳位于关中之中，是两分关中的中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咸阳位当关中平原的中心地带，恰在沣、渭交会以西的大三角地带。这里有着大片的良田沃土，早为人们所开发利用，是个农产丰富的‘奥区’。”（注：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1页。）咸阳在当时因生态地理与经济地理条件的优越，本身已经成为富足的“天府”，同时又具有能够领导关中地方的地位。
对于秦定都咸阳之后继续推行变法，国势日盛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述：
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史记·商君列传》也记载：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我们看到，商鞅在咸阳推行了3项重要的政策，终于使得“天子致伯”，“诸侯毕贺”：
(1)确定并完善县制。（《秦本纪》：“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商君列传》：“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2)确定并完善田制。（《秦本纪》：“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
(3)确定并完善税制。（《秦本纪》：“初为赋。”《商君列传》：“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落实这些政策之后，秦国与东方传统农耕国家在体制上已经没有差别，在农业经济的管理方面，已经迈进了成熟的阶段。也就是说，秦孝公和商鞅在咸阳领导了一场在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的经济革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这就是说，当时不仅秦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到了咸阳，国家的礼祀中心，也开始向咸阳转移。
《史记·封禅书》列述秦人经营的关中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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