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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嶽胥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峙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畴，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時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硅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农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畤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事实上，秦人西方故地依然是祭祀重心，如“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但是东方“华山”与“河”等名山名川列为祀所，是秦成为文化大国的标志之一。特别是所谓“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以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都说明咸阳在秦神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而所谓“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则暗示西方传统祭祀形式有所变革，其祀所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
山川风雨神崇拜以及岁时之祠，其实所体现的都不是纯神学的与经济生活无关的信仰，而往往是对自然恩遇的祈祝，体现着一种自然观、生态观。中国古代的农业和牧业部族，在这一点上彼此类同。但是秦人在以咸阳为中心的祭祀格局中河川崇拜的地位特别突出，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所谓“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以及“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等等。
后来的一些历史事实，如秦人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注：战国晚期秦国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李冰主持的都江堰工程和郑国主持的郑国渠工程。参看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279-282页。），以及秦始皇“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等等，都可以与以咸阳为中心的河川崇拜联系起来分析。而“近咸阳”诸水“尽得比山川祠”这一现象，显然与秦人始都咸阳之后因农业经济的发展对相关生态环境的特别重视有关。
咸阳形胜，因生态地理条件和经济地理形势的优越，而促成了秦始皇的帝业。汉并天下，定都长安，依然企图沿袭这一优势。《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司马贞《索隐》：“应劭云：‘今长安也。’”所谓“长安，故咸阳也”，咸阳“今长安也”，都说明了这一史实。当然，汉初这一地区的生态地理条件和经济地理形势，与战国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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