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艺文类聚》卷6引扬雄《冀州箴》。
④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1—242页。
⑤参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6—371页。
⑥它们是魏郡的魏、元城、馆陶、邯会、邺、斥丘、武安、武始，赵国的邯郸、易阳、襄国、柏人，常山郡的房子、鄗、元氏、关、平棘、石邑、蒲吾、井陉、灵寿、九门、上曲阳、南行唐，中山国的新市、苦陉、唐、望都、曲逆、北平，广平国的列人、任、曲梁，巨鹿郡的巨鹿、南[“奱”去“大”]、新市、郻、宋氏、下曲阳，清河郡的信成、东武城，信都国的观津、扶柳、昌城，河间国的武隧，真定闰的真定、肥垒，涿郡的安平、饶阳、武垣、高阳、鄚、故安、易、临乡，勃海郡的参户、临乐，广阳国的蓟、方城，代郡的代、东安阳，上谷郡的潘、涿鹿，右北平郡的无终，辽西郡的肥如、令支等。
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巨鹿郡、清河郡、信都郡、河间国和勃海郡等偏东部地区虽平坦开阔，却旧城甚少，汉代新设的县治占绝对多数。那么，造成这种新、旧城邑分布的地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谭其骧先生在分析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时，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黄河下游在战国以前自北向南分别有“《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三条入海河道．约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当时《汉志》河的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山经》河、《禹贡》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①。而筑堤以前，黄河的决溢改道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也只能在靠近太行山麓一带汛期淹不到的高地定居。至于广袤平原的中、东部，就只能任其荒芜不治，难以自然出现人口聚集的城邑。筑堤之后，黄河的频繁改道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控制，各类大大小小的城邑才逐渐在这片土地上兴起。名为平隄、高堤、高城等汉代新城的出现，正是这一地区地理景观变化的反映。
三 城郭的建筑、形制与功能分区
对遗存至今的汉代城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河北地区汉代城郭的构造、布局及其功能。
1．城墙的建设
为夯土城墙所环绕的城邑，一向被视为古代华北地区黄土地貌上的代表性景观②。而近年来对河北地区汉代城址的调查发掘，更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加强军事防御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地区也同中原其他地区一样，曾一度出现过筑城高潮③。但其间炽烈的战火也无情地摧毁了一批名城大都，如灵寿中山故城④、易县燕下都古城⑤等皆为此类。秦始皇扫灭六国后曾有“堕坏城郭”⑥之举，后世学人多将其解释为防止旧关东诸国残余势力反扑的一种措施。但班固在记述这件事时，用的是“堕名城”⑦。由此来看，当时很可能只是拆毁了原为围护诸侯王宫而建的内城(或曰王城)，以铲除原敌对政权所在地的痕迹，避免引发诸多联想。如赵都邯郸城，其西南方的宫城——赵王城毁于章邯大军之兵燹；民众集居的郭城——大北城虽也遭到破坏，但不久即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若普通的郡县治所城墙，则大多得以保留。河北地区城基旧址发掘中清晰显示出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即可证实这一点。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下诏“令天下县邑城”⑧。此举象征着刘邦下决心要重建大乱之后的社会秩序，整备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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