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都进一步加强了对商税征收的管理。在沿袭和改进唐后期商税征收机构的基础上，使商税征收权更加集中于中央。但由于十国的商税尚处于唐、宋商税制度的变化、整合时期；加之十国宇县分割，各自为政。因此，十国商税表现出征税对象繁杂无制、税种名实不一以及税率随意性的地方性特征。

[关键词]十国；商税 
 
商税是指对商人经销商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和从量税，一般来说包括商品的通过税和交易税。十国(本文所说十国不包括北方的北汉，仅指南方诸邦。五代十国南北对峙是采用传统说法)处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主要体现在商税的中央集权。不过，由于十国是由地方藩镇演变而来的，所以，其商税无论从税种、税率还是征收对象上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另外，各国僭伪以后，皆欲丰财自赡，商税是其重要利薮，因而在苛征商税过程中，税制本身也形成了诸多不合理因素。目前，关于十国商税的专门性研究尚未发现。相关成果多是从唐、宋商税的角度来论述。因此，本文作者不揣拙陋，拟就十国商税问题略作考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十国商税的中央集权
 
    唐后期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擅自征商、私设税场现象十分严重。十国由地方势力发展而封邦建国，皆颇知情蔽。因此，各国柄权以后，遂将商税征收权收归中央，整理并加以完善。
    十国中，南唐商税征收隶属于盐铁院。因为唐后期江淮商税就由盐铁院及下属场、监负责。另据史载：吴天祚二年(公元936年)春正月，“徐知诰始建大元帅府，以幕职分判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盐铁”。[1]在唐后期国家财政实行东西分掌的体制，盐铁一度掌管东南财赋，甚至包括两税。此时杨吴鼎革，盐铁和户部同为中央部级机构，这说明盐铁已变成了掌握国家禁榷和商税的专门机构。闺开始是通过榷货务掌握商税。在王审知时期，授张睦三品官，领榷货务。史载：“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1]由此可以看出，闽中央政权对商税的依赖和商税管理开始加强。至闽景宗时，国计使陈匡范增算商之法。[1]国计使是国家财政首脑，为后梁所设，后唐建立以后被废置，闽属承袭中原之制。闽国土狭小，国计使亲自涉足商税，这也反映出国家对商税的重视。后蜀时商税由度支管理，张业就因为判度支虐征商税被杀。[2]这可能沿袭了唐后期度支管理西部财赋的传统。另外，从吴越的钱镠及其后继者都担任两浙盐铁制置使来看，吴越对商税也是非常重视的。[1]总之，唐后期很少有类似上述十国各政权对商税管理的记录，这充分说明十国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商税管理的力度。
    场务津为国家征收榷税和商税的下设机构，唐后期地方私设场务津机构的现象颇为严重。十国时期中央开始牢固地控制了这项权力，如南汉在邕州设置了“制置务”，史载：“(开宝四年)十月知邕州范旻言，本州有制置务，元是广南创置，不隶州县，占却税户，自立营田，复抽收商税。及将收到课利博场，人户甚受其弊”。[2]这里制置务不隶州、县且兼收商税，说明中央控制了邕州的商税征收。再如后蜀时孟知祥与董璋争盐利，史称：“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汉州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之东川。”[3]孟知祥在汉州所置三场，完全由国家控制，其收入自然也要上交中央。闽在贞明元年(公元915年)，置铅场于汀州宁化县。《十国纪年》云：“宁化县出铅，置铅场。”[1]这里是征收商税还是榷铅不详，但说明中央拥有绝对的设场权。此外，中央还直接任命场官。史载：“伪吴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