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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商税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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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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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除以上大宗商品外，更多的细微商品交易在十国时期也被纳入商税的征税对象中。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生活必需品：米面、竹木、柴。史载：“(乾德)四年七月，诏剑南道应伪蜀日有米面收算者，罢之。”[2]又如前已提到，“先是，茈郡鬻竹木柴炭者有耏门之税，公乃复南顿之免。”另外，“(淳化二年)十月，江南转运司言，鄂州旧例盐米出门皆收税钱，诏自今民贩鬻斛斗及买官盐出门并免收税”。[2]
(2)农畜产品：猪、羊、鹅等。史载：“(开宝四年)四月，广南转运使王明言广州承前止于河步收税，猪、羊、鹅、鹿、鱼、果并外场镇课利，岁收铜钱一千七十贯”。[2]
(3)舟船。南唐则“舟行有力胜”，对力胜，宋人解释为：“力胜者，计所载之多寡，以税其舟”，[7]另有：“(淳化)二年二月二十日诏，峡路州军于江置撞岸司，贾人舟船至者每一舟纳百钱已上至一千二百，自今除之”。[2]
(4)其他还有：
鱼膏，“乾德三年十月，诏忠州等处伪蜀日以鱼为膏输其算者悉罢之”。[2]另有史载：“(淳化)四年七月诏，岳州岁输鱼膏四千五百八十斤，斤纳七钱并除之”。[2]
芦苇，“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诏江淮湖浙民贩芦苇者勿算”。[2]
簟席，“(淳化二年)闰二月，诏峡路先是商人船载米麦计斗取其算，并簟席等税并除之”。[2]
纸扇、芒鞋，史载：“至道元年九月，诏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他细碎物，皆勿税”。[2]
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商品之间的交换是维持农民自给自足经济的前提。十国时期对小商品事无巨细的繁征，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面且，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首先，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农民把剩余的粮食或自家生产的柴炭拿到市场上去卖，无非是换回生活所必需的其他物品，谈不上谋利，而十国时期对这些商品不但要征住税，还要征过税。商税从本质上说，应该针对从价格差额中取利的商人征税。对农民之间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互换交易征收商品税，势必影响农民的生活。其次，利润微薄的零细物品征税。市场上有些细小商品利润非常小，如果对其征税，它是很难承受的。如前蜀王建时，“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闤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而建尝登楼，望之，见其货桑栽者不一，仍顾左右曰：桑栽甚多，偿税之，必厚获利，由是言出于外，民惧，尽伐其桑柘焉”。[9]桑栽正是这种利润微薄商品，如果税之，不但无利。还可能蚀本，所以，百姓才伐桑柘。与桑栽相近，上面提到的鱼膏、芦苇、簟席、纸扇、芒鞋。还有鹅、鱼、果等都属这类商品。十国对其征税虽然没有让它们在市场上消失，但也必然会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再者，禁榷商品的收税。一般认为，禁榷商品是寓税于价，在出售商品时已包含了税收成份。如果再次收税，即属于重复收税。如上面提到的官盐出门就是这种情况，这势必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
四、十国商税税率的随意性
关于唐、五代时期商税税率，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唐代两税法中对行商征三十之一的税和唐建中三年(782)赵赞奏请在关津地区向商人每贯征税二十的规定。是宋代过税每千钱算二十，住税每千钱算三十的前身。宋代商税税率成立于唐末五代时期。[10]加藤氏文中所指的五代是否包括十国，难以考证。就十国商税税率来说，迄今笔者所掌握的史料中，尚未见到宋代商税税率的痕迹，相反各地征税方式各异，税率不等，地方自主性特别突出。
首先，整体上看。除楚后期关市无征以外，其他地区商税税额都比较重。荆南前节度堕成汭时，“晚节重敛，南人至弃其货去。”[11]南唐烈祖李昪时，史载：“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曰：雨怕抽税不敢进城。翌日，市征之令，咸有损除。”[12]闽在王曦统治时期陈匡范为国计使，“增算商贾数倍”；后蜀张业判度支时也曾经虐征商旅。这些事例不但反映了十国商税税额沉重。而且也反映出商税税率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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