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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商税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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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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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具体的商税税率来说，各地区截然不同。前、后蜀的峡路商人用船载米麦，则计斗取算；楚之岳州征鱼膏税则斤纳七钱，这两项税由两个地方政权各自确立，税率不会相同；即使一国的不同的税场，税率也可能有差别。如前述南汉政权的邕州、琼州对当地妇女卖柴米征收商税就明显不同。邕州人收一钱以为地铺之值，琼州粳米计税四钱，糯米五钱。这里邕州是按人头计税，而琼州是按米色纳税。因此，从税率上看，十国商税的地方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前、后蜀的峡路撞岸司计税则是每一舟纳百钱以上至一千二百，宋人对力胜的解释也是计所载之多寡，以税其舟，从其存在最高和最低额来看其税率不可能遵照千分之二十的标准。由以上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十国商税根本无统一税率。
正因为十国商税税率不一，所以，入宋以后被大加刬革。史载：“太平兴国九年。盐铁使王明称：西川峡路诸州商税，自来杂用铜钱，其价不等，请自今比市价每一贯收住税三十，过税二十，从之。”[2]由此可见，十国商税并没有被宋代所继承沿用。加藤氏所说的宋代商税税率起源于唐末五代不应包括十国。
总之，十国时期，由于商税在各国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所以，各国都加强了对商税的征管。但由于十国宇县分割，财税制度各异；同时，各国迫于庞大的军队和行政人员造成的财政压力，往往把商税作为其弥补財政不足的工具。因此，十国商税表现为征税对象繁杂无制、税种名实不一以及税率随意性的特征。这一切都说明十国时期商税已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收形式，但制度尚不完善，仍处于整合时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宋兴，随着国家大一统的初步完成，制度划一，商税才最终趋于成熟。 [参考文献]
[1](清)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73，1377，1338，1084．1125．1311，1134，1386，936，1265．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27，5089，5088，5090．
[3](宋)郭允蹈．蜀鑑[A]．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64．
[4](宋)徐铉．稽神录[A]．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57．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541．
[6](唐)刘仁赡．袁州厅壁记[A]．全唐文(卷876)[C)．北京：中华书局，1983．9158．
[7](宋)马令．南唐书[A]．丛书集成初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5．96，165．
[8](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79．
[9](宋)不著撰人．五国故事[A]．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11
[10](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册)[M]．台北：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626—627．
[11](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487．
[12](宋)郑文宝．江表志[A]．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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