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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刺史设置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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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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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较武帝以后的财政来源少之甚多。但是由于国家财政的基本方针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②，量人为出。如当时京师官府的开支主要依靠关东漕粮，每年不过几十万石。所以，国库收支并无失衡之虞，甚至文帝时有余裕得以频频减免田租。
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关运转正常，社会整体呈现为平稳发展的态势。诸地方长吏多奉“无为而治”为圭臬，中央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只需循职守法、掌统大纲即可，故久任之风甚盛。地方监察之能虽然未废，但相继发挥中心作用的御史、丞相史，多是因事出使，看不到在全国范围内体系严密地控制郡国守、相的监督、监察体制的存在。这时，中央对地方郡县的评价似多依照自下而上的上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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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及文中所列诸项财源，均举其概略。对于具体内容，学者之间尚有不同理解，详情可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日)平中苓次：《中国古代の田制と税法——秦汉经济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2年；(日)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
② (汉)班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页。
二
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③的国策，彻底改变了汉初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国家开支急遽增加，不但耗尽了文、景两代的财政积累，而且使国库虚竭，“县官大空”④，国家财政严重失衡。在视整个天下为一己之私的思维背景下，专制君主往往不是通过借贷、而是以强行收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缺口。汉武帝重用兴利之臣，或造设新税，或增征旧税。为便于比较，兹将武帝时期属国家财政收入的新税实行年代和税种(含与之相关的增收政策)罗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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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元光六年(前129)，车算
2)元朔六年(前123)，卖武功爵
3)元狩四年(前119)，算车船①
4)元狩四年(前119)，算缗②
5)元狩四年(前119)，盐铁专卖
6)元狩六年(前117)，告缗
7)元鼎元年(前116)，贳贷税③
8)元鼎二年(前115)，均输
9)元鼎五年(前112)，边地军屯
10)元封元年(前110)，平准
11)天汉三年(前98)，榷酤
12)年代不明(?)，訾六畜
13)年代不明(?)，马口钱
除了上述新设的财政增收政策之外，此前的田租、更赋、算赋等依然存在，卖官鬻爵更是变本加厉。可以这样说，汉武帝巧立各种名目，大肆收夺国民的财富。此时，国家扮演的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目光的垄断者的角色。这样做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是又造成了流民遍地、盗贼横行的严重社会危机。据《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宣帝时期的长信少府夏侯胜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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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次扩大了车算的征收范围和对商人的征收额度。
② 相对此前的訾算，征收范围和对商人的征收额度均有所扩大。
③ 贳贷行为的存在早巳有之，但汉代关于贳贷税征收的记载初见于元鼎元年(前116)。据《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是年，旁光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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