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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刺史设置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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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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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占租”是向官府申报课税。由于贳贷税起征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故暂将此事系于元鼎元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
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
武帝同时代人对此更有切身感受。据《汉书》卷四六《万石传》：
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石庆)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锧”。
元封四年(前107)即设置刺史的前一年。表明在此前后，财政困难依然严峻，百姓流亡者众多。
根据武帝新财政政策的实施时间，截止至设置刺史的元封五年，除榷酤一项和年代不明的訾六畜、马口钱之外，其他的诸项增收方法均已实行。但由于生产总量并无变化，这种收夺政策根本不能持久，反而只是扼杀经济发展中的有效性因素，导致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经过一段时期，武帝似乎终于意识到：国家财政收入中，最为稳定、基本的部分，还是来源于田租、算赋、口钱、更赋等。而这些收入又是建立在国家对编户齐民实施有效控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确保百姓著籍于册、并进而有效地征收诸种赋役，就成为郡国守、相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郡国守、相在当时被称为“吏民之本”①，所扮演的实际是中央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和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国家于财政方面陷入窘境，自然也就期待他们在预防流民发生、稳定和增加财政收入方面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新增税种的复杂化，又对其职能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元封四年(前107)，汉武帝在责备丞相石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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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①
承担上计任务的地方长吏就是郡国守、相。上计中存在的不实现象，使中央政权愈加感受到对其实施更加强有力的监督、监察的必要。元帝时期的御史大夫贡禹也曾指出：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纵奢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宄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②
贡禹所言未必全面，但武帝因“用度不足”而“行一切之变”、即制度变化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使得郡国守、相无法从容应对，似乎是造成当时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而此前的御史、丞相史出巡，已不能充分发挥对郡国守、相的监督、监察作用。武帝遂于元封五年(前106)新置刺史，使之“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③。概括其主要职责的“六条诏令”中的第二至第六条，均是针对郡国守、相的。第一条则是抑制“强宗豪右”，使其不得“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尽可能地保护编户齐民，最终还是在于使国家的财税收入最大化。因此，刺史设置的目的性极为明确，就是希冀通过他们加强对郡国守、相施策的指导与监控，既要使其有所作为，又无法上下其手，以避免或减少百姓的破产与流徙，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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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四六《万石传》。
②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③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这样，对郡国守、相的评价已不再仅仅依靠他们的自我申报，作为朝廷使者的刺史的监督与考课更为中央所倚重。武帝时期虽无直接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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