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2]（《公孙弘卜式兒宽列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4]（《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2]（《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评判西汉前期的利弊得失。“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肚”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变革方面，董仲舒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当时的贵族思想家刘安也在大谈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5](《汜论训》）刘安尽管最终走上了与汉武帝分庭抗礼的道路，但在论证变法求治的必要性上，却与董仲舒、汉武帝有呼应之实。汉武帝晚年自我分析不得不变革成法的原因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6](《汉纪》）此时，君臣都不满意汉初的立国规制，而把变革制度、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厉行改制，奋发有为，才建立起显赫的功业，成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2]（《严助传》）汉哀帝时的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2]（《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则在人才济济之外，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2]（《循吏信》）。这些议论，显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为子孙后世垂范立制所作出的贡献。汉人如此重视从制度层面来讨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性和远见，甚至称之为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不为过。这样深邃的认识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汉武帝重视制度变革的实际举措，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源头活水。

二、推行制度变革：安邦治国的必由之路

    汉武帝治国施政，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他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推行制度建设，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一)以一系列立法削弱藩国势力

    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武帝继轨而起，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长于分析利害的政论家，他迎合汉武帝厉行中央集权的意愿，上书建言：“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