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的历史学家荀悦，有一段比较汉文帝、汉武帝道德功业的议论，颇含深意。荀悦对汉文帝极为推崇，但却遗憾他“未能悉备制度……故太平之功不兴”；他也曾指责汉武帝“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但又高度评价“孝武皇帝规恢万事之业，安固后嗣之基。……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灿然复存矣”[1](《孝元皇帝纪》）。荀悦继承了桓谭史论的精神，所言汉文帝的缺失、汉武帝的贡献，均从制度的阙如与创设着眼入手，表现出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对比汉文帝与汉武帝，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命题。汉文帝是著名的“守成之主”，即便明明是在推行具备新因素的制度，他也要低调处理，恨不得说成是遵循祖制一般。观其对吴王刘濞的特意宽纵，就可以了解他把上下粗安看得何等重要。可以说，他始终把稳定政局放在首位，发展倒在其次。而汉武帝的作为则大大不同，他以追求发展为执政宗旨，把改革制度、为后世垂范立制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实实在在地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政与新制。如此比较汉文帝与汉武帝，决不是笔者刻意在两位名君之间有所褒贬。评价一个时代的政策之高下得失，如果说存在着可以依凭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与当时的客观形势相适应。汉武帝的全方位改制取得了成功，主要是它与时代的脉搏相一致。如果在汉文帝的时代，有人强制推行汉武帝式的改制，恐怕引发全局溃烂的隐患。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汉武帝之时，统治者还依然坚守汉文帝式的因循之治，则国家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盛世。

在社会处于动荡之时，变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战国的变法运动是最好的典型；在社会处于由稳定到发展的转型阶段，“守成”政治完全是不合乎时宜的，只有主动地推行制度革新，才不至于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历史也一再证明，制度建设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任何“明君”、“暴君”的个人作用之上。在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往往存在着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现象。这也是“人治”的最根本缺陷。然而，即便是在古代社会之中，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也是许多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所一再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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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Reformation and the Making of Prosperity of Han Emperor Wudi

2.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 Abstract:Hart Emperor Wudi is an imposing age in record of events and a model institutional age. In moderating the place and central relation, solving the emperor power and prime minister power self- contradict, Enhancing to manage the bureaucrat troops and in important realm of establish new economic polic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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