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关于“阿党法”的内容，据张晏的注释是“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2]（《高五王传》）。这就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甚至于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朝廷任命有严苛之名的大臣为王国之相，尚未到任，担心受到迫害的国王就畏罪自杀了。诸侯王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是新法规的必然结果。因此，班固在论及“阿党法”之时，特意强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高五王传》），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影响之深远。关于“左官律”的内涵，据服虔的注释是：“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也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2](《诸侯王表》）创立此制的用心，不外乎阻止有进取心的人士仕宦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关于“附益法”的规定，据张晏注释为：“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2]（《诸侯王表·序》）立法宗旨似乎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二)强化皇权，削弱相权

    汉初的丞相，位尊权重，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实[7](p29—30)。这就难免与皇权形成矛盾，从而无法见容于汉武帝。丞相田蚣“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2]（《田蚡传》）。这一场面，典型地反映了皇帝与丞相之间争夺用人权的斗争。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开始抑制丞相的威权。他改变了汉初丞相久任的常规，在六年之内，相继罢撤了三位丞相。后来，又破格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从而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布衣丞相的职位完全来自皇恩赏赐，在面对皇帝时容易产生自卑心态，难以形成与皇权抗衡时必须具备的自信。

    汉武帝还使用诛杀丞相的特殊手段，贬抑丞相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自公孙弘之后，丞相已经没有多少事权可言，然而国家政事有缺，汉武帝却依然追究丞相的责任。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犛等五位丞相被杀，致使大臣把丞相之位视为待罪之地，避之唯恐不及。曾经出现如此极度戏曲化的场景：“(公孙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2]（《公孙贺传》）公孙贺任职期间，极度谨慎，一切唯皇帝之命是从，最后却因为儿子卷入政治犯罪而遭灭族之祸。如此一来，相权已经被有效地贬抑。

    汉武帝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从制度上侵夺相权，于是有了“中朝”和“外朝”的划分。所谓“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它在“中朝”出现之前，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唯一官僚系统。“内朝”则是汉武帝新创设的机构，从本质上说来，它只是由皇帝所信任的人组成的亲随和秘书班子。汉武帝把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之臣，作为形成阶段“中朝”官员的主体，利用他们擅长言辩的特点，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某些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是“大臣数诎”。实际上这是汉武帝巧妙地诱导“外朝”官员淡出决策圈、退居执行者。因此，颜师古对“中朝”、“外朝”的界定是：“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2]（《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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