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制度在汉武帝之后发展的更为完备，本文对此无意多作深究。至于“中朝”的形成原因，倒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汉武帝创设“中朝”。不是出于削弱相权的考虑，而是因为当时的“行政中枢客观上软弱无力，不能胜任武帝时代大肆更张的需要”[8](P178)。笔者认为，如此推论是值得慎重思量的。因为行政中枢的软弱无力是由丞相不得其人决定的，而选择和任命丞相的权力恰恰掌握在汉武帝手中。当时有人才济济之誉，汉武帝不任命具有行政能力的大臣为丞相，而是选择李蔡、公孙贺之类的武夫。以及严青翟、石庆、田千秋这样的质朴长者出任，其真实用意就是让丞相徒有虚名，不能理政，这样才便于汉武帝通过“中朝”而把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行政中枢的软弱无力，不是汉武帝无奈面对的前提条件，而是他有意造成的客观事实。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汉武帝明明知道石庆任相不免尸位素餐之讥，但是当石庆借阴阳失衡而自动引咎辞职时，他却勃然大怒，严加斥责，迫使石庆照旧任职。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丞相居位而不亲政事，正符合皇帝的需要和愿望。所以，“中朝”体系的出现，应该从皇帝的集权意识方面去寻求。汉武帝控制下的丞相，只能从属于皇权，而不允许稍有制衡的可能。此举使得国家正常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能受到破坏，而皇帝专制的因素得到强化，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作用是不应该低估的。从立制的即时效果而言，汉武帝设立“中朝”与清雍正时创建军机处颇有类似之处，可以收决策快、速、密之益，这是支撑他的“更化”事业所必须的。

    (三)完善官吏的选拔和监察制度

    西汉前期的任官制度较为粗疏，而且存在着武力功臣垄断要津、仕途狭窄、“任子制”与“赀选制”产生流弊等诸多问题。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汉武帝：“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干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2]（《董仲舒传》）因此，完善人事制度，也是汉武帝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颇有破格用人的雅量。他在求贤诏书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践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2]（《武帝纪》）可谓情真意切。后世曹操的“求才三令”也不过是承其余绪而已。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竟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史称，“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衔鬻者以千数”[2](《东方朔传》）。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汉武帝召见面谈，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4](《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上书拜官”之制，虽然造成了“吏道益杂”的弊端，但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察举制与太学养士制度，同为汉武帝时期建立的选官体系①。其中的察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核心。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2]（《武帝纪》），奠定了汉代察举制的基本格局。汉武帝为了推行察举，针对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的问题，下诏严责：“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2)(《武帝纪》）这是设制以迫使在位官员必须认真对待察举。太学中的博士弟子，凡是考试合格者，就授以不同秩别的官职。由此入仕者的人数虽然远少于察举，但同样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这些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使得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史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2](《公孙弘卜式兒宽列传》）

    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持节，称使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高级地方官及其家属的不法行为。刺史在例行的巡查之后，依照制度要向中央报告各地官吏的政绩、政声，中央据以对相关官吏加以奖惩。同时，为了防范刺史滥用权力，干涉地方官员履行正常的行政职责，又明确规定刺史不得越过“六条”之外问事。这样就可以使得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各自按照其规则运作。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四)推行以“盐铁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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