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在“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导下，朝廷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和干涉是较为宽松的，对获利最为丰厚的制盐、冶铁、铸币等行业，在多数时间也允许民间经营。汉武帝则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司马迁曾经借卜式之言“亨弘羊，天乃雨”，表达了对新的经济制度的反感，但作为秉笔直书的良史，他也客观地记载了新制度带来的实际效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4](《平准书》）。

    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对官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两条主要原因：其一，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汉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9](《本议》）其二，汉武帝和桑弘羊具备鲜明的经济集权思想，这与他们的政治集权思想如出一辙。他们主张山海之利本来应该归皇帝所有，皇帝使之转归国库，已经算是“开明”了。桑弘羊说，名山大川的出产之物“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9](《刺权》）他还说：“总一盐钱，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屑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9](《复古》）此说是在与论敌的驳难中而发，刻意强调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在所难免，但大致说来，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推行“盐铁官营”等垄断经济政策，尽管也出现了贤良方正所指责的诸多问题，但对于强化国力、缔造盛世而言，在当时是具备历史合理性的。

汉武帝时期围绕着制度建设所进行的大胆改革和积极创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加速了富国强兵的进程。特别是当政者推行制度革新的自觉精神、坚持制度革新的巨大魄力、完善制度革新的不断努力，共同奏响了昂扬奋进的时代旋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作为大规模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盛世。

三、因时改制：汉武帝历史地位的奠基石

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无法“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在他死后不久，一场“盐铁会议”之争，就把对他的不同评价凸现出来。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影响究竟应该如何评说，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然而，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来评判汉武帝，他的因时而改制、更化以求治，都是无法抹杀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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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阎步克在论及察举制成立的原因时说：“是汉廷政治方针的变化和知识群体的参政，才导致了贤良对策与孝廉察举的出现……尽管是儒生参政促成了察举制的成立，可是这决不是说‘以德取人’就是察举制的唯一倾向。”(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1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西汉后期的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C2)(《韦贤传》附《韦玄成传》），其中所大力歌颂的正是汉武帝的改制之功。

    东汉前期的思想家桓谭，以平和、理性的心态，纵论汉武帝一生功业之得失，既批评他的穷兵黩武、宠信巫蛊、大起宫室、导致“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的过失，更盛赞“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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