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 |
 |
时间：2009-7-24 13:53:44 来源：不详
|
|
|
看出，四川盆地的内外交通，主要以成都为中心，呈辐射状向东西南北延伸，连接全国各地和南亚、东南亚地区。成都之所以形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古代国际大都会，交通（即商道）的四通八达为它所提供的无比优越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空前发展的商业
秦汉王朝的统一，结束了全国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开辟了新前景。由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日益巩固，打破了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划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封闭状况，造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因而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又因为交通事业的发展，促使商业贸易更加兴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巴蜀商业的活跃以至空前发展，正是海内统一、道无不通所带来的重要成果。秦并巴蜀以为郡县后，在迅速恢复巴蜀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积极整顿并发展了巴蜀的商业。虽然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在事实上，由于秦“除井田，民得买卖”，“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17]商品关系发展更为迅猛。吕不韦为相时，由于他是“阳翟大贾人”[18]，更加重了秦王朝的大商人大地主政权性质。秦始皇对于以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巴地世擅丹穴之利致富的巴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19]，司马迁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足见秦对于大工商还是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并非一味抑制。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并巴蜀后，很快就在川东巴地修建江州城池，《舆地纪胜》引《图经》等古籍又说秦还在阆中筑城。《华阳国志》记载秦在蜀地同时修筑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池，规模很大，尤其成都城池，“与咸阳同制”。秦在巴蜀筑城的目的，首先在于加强政治统治，但同时也是将各座城市作为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来对待的。对此，《华阳国志》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将商业集中在少城以内，使得商贾云集，分门别类地开业经商。其他各座城市，情形大致与此相同。如临邛城，“其民工于市、易贾”[20]，也形成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并有大批行商坐贾在当地经商，或坐列贩卖。
秦始皇时，将大批六国豪民迁入巴蜀。所谓豪民，多为工商之家，他们进入巴蜀后，继续其工商本业，推动了巴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卓氏、程郑等，就是在临邛冶铁，倾销于滇、蜀各地，以致“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21]。
楚汉之际，中原战乱，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以致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2]。但在巴蜀地区，由于未直接遭受战火侵害，因而工商业继续在较高水平上稳定发展。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知道，汉初巴蜀的丝绸、漆器等商品，大批销往长江中、下游各地，占领了当地的市场；巴蜀生产的铁器，也大批倾销于滇、越巂等西南民族地区。巴蜀商品的大量外销，一方面更加刺激了巴蜀工商业自身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在汉初经济残破的形势下，起到了稳定全国经济形势、恢复经济发展的作用。
两汉时期，巴蜀商业持续高涨，官私贸易都十分发达。通过褒斜道等道路，巴蜀北与中原、秦陇进行贸易。通过长江水路，巴蜀商品东达三楚。通过贵州、广西地区，巴蜀特产东南销至广州。通过南方商道，巴蜀一面输出铁器、竹木等货物，“南贾滇、僰”，一面进行“僰僮”、“笮马、旄牛”等交易。《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所载大致相同。《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巴蜀民间贸易中，有一种枸酱，“独蜀产”，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食蜀枸酱，而南越乃从夜郎输入，夜郎的蜀枸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