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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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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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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周到西汉末，经过四五百年，成都人口增长超过10万，即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东汉时，历史文献虽然没有关于成都人口的直接数据记载，但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蜀郡人口来计算，较之西汉末增长的比率为47%，参照这个数据计算，东汉时成都人口约有53万之多，在138年之间增长人口达17万，大大超出西汉时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水平。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汉代成都经济繁荣昌盛的状况。
东周时代，成都的城市地域内尚有大量农田，城市中也有大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秦时筑成都大城和少城，以居官府、手工业者和商贾，农田和农业人口则绝大多数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太平寰宇记》卷72引《蜀王本纪》记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张泳《益州重修公宇记》引《图经》说：“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蜀郡城，方广十里，从周制也，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居商贾。”大城为郡署之所在，少城为县署之所在，大城少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少城又分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集市亦在少城内外。成都时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汉代成都的布局，基本与秦时大同。武帝元鼎二年又“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30]，更加雄伟壮丽。
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注：《华阳国志·蜀志》谓孝文帝末年以文翁为蜀守，误。此从《汉书·文翁传》。），在成都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选择成都官吏子弟作学生，以学习文学为主。又派遣隽士张叔等18人到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31]，学成归来后，以其所学教习其他学生。自此以后，成都文风日甚，“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32]，风气焕然一新。
秦时，成都“与咸阳同制”，是秦的一大经济中心。汉代，与长安相比，成都虽非京师，但于汉家地位十分显要。两汉之际除京师外，名闻全国的有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中，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成都县“下属十二乡、五部尉，汉户七万”，远远超出汉代“县大率方百里”的制度，而成都县所辖各乡，在当时也是特大的乡。
考古资料证明，汉代成都建有若干个贸易市场，城内有“成市”（成都大市）、“北市”，城外有“中乡之市”、“南乡之市”等等。市场非常繁华，云集了大批行商坐贾。出土于成都西郊和新繁的两块同模所制的市井画像砖，刻绘了当时成都市的规模和盛况。市的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围以市墙，三面设有市门。左面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三字，北面市内亦隶书题记“北市门”三字。市内正中有重檐市楼一座，为市府之所在。市内四隧，沿隧两侧列肆，又有市廛、市宅等建筑。[33]正如左思《蜀都赋》所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墆鬻，舛错纵横。”扬雄《蜀都赋》描绘成都市，“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市上所售，不但有巴蜀商品，还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这些，都表明成都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汉代成都之成为西南大都会，除了它本身经济昌盛、文赋纷华而外，还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发展。沿着这条国际商道，成都生产的蜀布、丝绸等源源不断地销往南亚的印度，又辗转贩卖于中亚阿富汗等国，再转卖于地中海的希腊、罗马等国度。而西亚、中亚的商品，如琉璃珠、肉红石髓珠等宝物，也沿南方丝绸之路国际商道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起点，成都国际贸易的发达不难想见，可谓盛极一时。
由上可见，统一的国内市场、良好的区位、密集的城市网络、四通八达的交通、持续增长的工商业、昌盛的文化，以及频繁的国际贸易等因素及其交互感应和作用，是汉代成都得以发展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的几个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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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13]史记·河渠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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