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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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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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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蜀商“窃出”交易。该篇还记载巴蜀有大批行商坐贾，“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由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秦汉时期巴蜀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商大贾。前面提到的卓氏、程郑等大工商家族，从秦始皇时一直兴盛，至西汉中晚期方始衰落。而“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欺。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23]。又如东汉时，广汉巨富折象家族，“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24]。
当时富商大贾经营的商品，种类众多，规模很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他书所记，最重要的有盐铁之利和采铜铸钱之利，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并统一铸币后，则主要经营酤酒业、酱园业、屠宰业、粮食业、薪炭业、造船业、竹木业、造车业、油漆业、铜器业、铁器业、牲畜业、筋角丹砂业、布帛业、绸缎业、皮革业、生漆业、油盐业、鱼业、干果业、皮毛业、毡席业、蔬菜水果业、高利贷业、节驵会，等等。这些商业种类，绝大多数可以在巴蜀看到。例如，“酤一岁千酿”，“屠牛羊彘千皮”，“木千章，竹竿千万”，“木器髹者千枚”，“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糵曲盐豉千答”，等等，以及其他许多商业门类。巴蜀富商大贾之所以能够“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原因于此可见一斑。
巴蜀的官私商业及其商品不仅在国内享有名望，而且还跨出国门，大批销往周邻国家或地区。由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制造的精美漆器和釦器，多销往今朝鲜境内的乐浪，并为北方草原匈奴贵族所喜爱。而个体商贾则往往铤而走险，常常沿南方丝绸之路进行边境贸易，还将蜀布、丝绸、邛竹杖等“蜀物”直接贩运到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和身毒（今印度），而又从南亚诸国购入西方的真珠、琥珀、珊瑚等宝物，以为奇货可居，在中国市场出售，赚取倍称之息。
秦初并巴蜀时，对巴蜀地区流行的巴蜀货币“桥形币”采取不予取缔的宽松政策，即令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货币时，巴蜀桥形币仍可在境内见到。秦政府对巴蜀地方货币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巴蜀地区原有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秦政府也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货币“半两钱”，并允许民间私铸。汉初，民间继续私铸铜钱。汉文帝赐蜀郡南安人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25]。但随着不足值的私钱的泛滥，商品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26]，所以汉政府数度下令禁止私铸钱，不过终两汉之世，货币发行始终比较紊乱，黄金白银纷纷流入官僚和富商大贾手中，而百姓则屡遭其难，在巴蜀地区同样如此。
秦汉政府对巴蜀商业的管理，主要通过市官来实施。秦时，在成都设置市官并长、丞。汉承秦制，亦设市官并长、丞。汉初的成都市官不仅有管理市场的职能，还有管理部分手工业如漆器等业的生产和销售等经营职能。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内出土的大批漆器上，多有“成市”、“市府”、“成市草”、“成市饱”等烙印戳记。所谓“成市”，即“成都市”的省称，草假为造，饱假为*[漆+包]（再次髹漆）。这表明了成都市府对漆器所拥有的生产和销售职能。汉武帝以后，始将地方手工业的经营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工官经营，所以武帝以后不再有成都市府加盖烙印的巴蜀漆器行世。市官职能的这种分化，表明中央对手工业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对市官主持市易的职能循而不改，仍由地方政府管辖，则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商业仍然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所以，汉代商业发展很快，而成都得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都市和著名国际贸易中心，就不奇怪了。[27]
四、成都：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
先秦时代，成都已初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内外贸易枢纽。秦汉时期，随着成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速度发展，使它最终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
汉初，“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人口急剧减少。但巴蜀偏安一方，未遭战火摧残，所以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28]。巴蜀不仅以其殷富解决了大批饥民的生存问题，而且它本身的人口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东周时代成都约有户55970，口279850，[29]经过西汉初、中期的发展，到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成都人口已大为增长，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按“一夫挟五口”计，约有口381280。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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