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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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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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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乎大市”。这里的“大市”就不是专指“日昃而市”的市，而是指城里的市肆。战国市印中有“夻”的印文。裘锡圭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目录》释“夻”为“大”，指出“夻”即“大市”，并推测此市属齐都临淄[5]。这“大市”也是作为城市市场的称呼，而不是指某种开市制度。
最有意思的是陈直先生自己曾收藏过凤翔出土的秦陶井盖三枚，陶盖铭文曰：“大市中四，井器大利，日利千万。”陶盖中部绘有市场图形，市场周围有市墙围绕，呈方形，靠近市墙每边的中部绘一小圆圈，中有一点[6]。凤翔是故秦都雍城[7]所在地，铭文中的“大市”应该就是指雍城的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凤翔发现了故秦雍城的市场遗址，该市场遗址位于雍城后部，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四周有土围墙，呈方形，南北宽160米，东西长180米，四面墙中部各有市门一座，市门上有四坡式大建筑，围墙内是封闭的露天市场[8]。正可与井器陶盖相互印证，说明雍城的市是被称为“大市”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写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在该书中他没有提到这些“大市”井盖；看来，他获得和收藏这些陶井盖可能是在《汉书新证》写成之后。他得到了这些陶井盖以后，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定陶井盖为秦器本身，实际上已否定了汉初始作“大市”的观点[9]。
刘邦“立大市”在高祖6年，垓下之战的次年。长期战乱使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商业萧条，商贾活动较少，市场可能受到破坏，不能正常合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刘邦故有“立大市”之举。立大市可能是重新建立长安等城市的市场，恢复了原来的“合市”制度，用意似乎是招徕更大范围的老百姓参加贸易，加强物资交流，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于“大市”制度比战国时代是否有什么发展，难考其详，但“大市”制度确实延续下来了。
在汉代的史籍中，刘邦“立大市”的记载外，我所看到的关于“大市”的材料还有两条。其一是西汉文帝时代贾谊的《新书·匈奴》：
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比之，必攻其王矣。
上述记载在文字上还需要进行一些校勘。不过，《匈奴》篇的主旨很清楚，贾谊是想用汉朝的物质文明和物质享受来吸引和分化匈奴人，设立关市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所以要在关市中集中一批“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作为诱饵。贾谊称这种关市为“大市”，大概是因为关市是要吸引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来做生意，其意义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是相通的。上引姑臧“一日四合”的交易活动中，当然也包括了“大市”。这样看来，“通货羌胡”的关市，也可以称之为“大市”。
其二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别通》：
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游於都邑者心厌，观於大市者意饱，况游於道艺之际哉？
在这一记载中，前面说“都”中之“市”，后面说“大市”；“大市”就是前面说的“都”中之“市”。而且，这里是泛指都市，而不是特指某一都市。这说明都邑之中的“市”，一般都可称为“大市”；它大概是用以区别乡村中规模较小的集市，或新兴小城中规模较小的集市。
上面两条材料中的“大市”，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都是渊源于战国的制度，并非汉初的新创，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而且“大市”并非“不久即废”，而是在整个汉代延续下来。
不但如此，“大市”在秦汉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皆有大市。《北史》卷18载司州牧、高阳王臣雍“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杀五人……”，是北方州郡有大市例。[10]南方大市尤多，且有“大市令”之设。如东吴名将潘璋就曾“为吴大市（按指管理大市的官吏）”[11]，吴兴章华也当过陈的“大市令”[12]。由于“大市”热闹非凡，连皇帝老子模仿大市作乐[13]。同时，这时“大市”的含义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某些大城市由于出现多个市场，“大市”遂由都邑市的泛称转变为这些城市中规模较大的中心市场的特称。例如洛阳有三市，其中的“金市”亦称“大市”[14]。又《隋书·食货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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