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承《后汉书·周敞传》载：“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谮，系狱市。”司马彪《续汉书》载：“世祖(光武帝刘秀——引者注)微时，系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李根蟠先生指出，这里的“狱市”，“显然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4]。这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刘秀系南鸣市的缘由，史籍未载，不过，根据相关记载可以作一些分析。范晔《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载：“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李贤注：“新野属南阳郡，今邓州县。《续汉书》曰：‘伯升(刘秀兄——引者注)宾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邓晨家。’”“《东观纪》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宛，县，属南阳郡，故城今邓州南阳县也。”《后汉书》卷77《樊晔列传》载：“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可见《续汉书》所言“南鸣市”所在地属于新野，所谓光武“尝以事拘于新野”，就是拘于新野南鸣市。具体地说即是为南鸣市的管理机构“狱市”所拘系。而他之所以被市场管理机构所拘禁，大概与其从事“卖谷”的活动有关亦未可知。作为市场管理机构的“狱市”是设置有关押犯人的监牢。

    关于汉代市场的贸易活动和管理市场的官吏及其职能，在史籍中也有所记载。张衡《西京赋》生动地描述了汉代长安市场不法商贩的经营情况和管理市场的职官：“尔乃廓开九市，通圜带匮。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昬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从这则记载看来，其时长安市场里商贩出售货物时掺杂劣货、坑害顾客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可见设置具有司法权的机构来加强管理是必要的。按照张衡的说法，汉代管理市场的官吏称为“尉”。而《汉书》则记载汉代有“市啬夫”、“市吏”，卷86《何武传》载：“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这说明“市啬夫”不仅可以征纳商业税，而且有权拘捕拒纳税款者。卷76《尹翁归传》载：“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人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这反映了“市吏”既要管理各类商贩(“百贾”)的贸易活动，也表明了它负有制止市中斗殴、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职权。“尉”、“市啬夫”、“市吏”当为“狱市”这一市场管理机构中的职官。大概汉代的“狱市”的职掌，类似于先秦时期的“司市”。《周礼·地官·司徒》载：“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倖，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凡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这里所载“司市”的职责和权力可能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就其基本方面来看，和汉代的市场管理机构并无二致。须特别指出的是，“司市”也有司法权。这和“狱市”是相同的。

    前已述及，“狱市”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那么，曹参为什么要嘱咐继任的齐相“勿扰”它呢?为什么说“狱市”是用来“并容”的，齐相一旦“扰之”，“奸人”就无“所容”了?

    众所周知，分析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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