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载：“参相齐，齐七十余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大集，大称贤相。”所谓“黄老”统治术，学界已研究颇多，简言之，就是要求统治者尽量不作为、少作为，与民休息，以达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巩固统治的目的。这是汉初的统治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吸取秦政权速亡的教训后而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在记述了上引那段文字之后，紧接着就记载了曹参离齐前夕和继任齐相的那则“勿扰”“狱市”的谈话。《史记》如此叙事，恐非偶然。显而易见，“勿扰”“狱市”是曹参“安集百姓”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其嘱咐继任齐相“勿扰”“狱市”的意思，应当是要求他不要干扰“狱市”一一市场管理机构的工作。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嘱咐齐相不要干扰“狱市”的工作和安集百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曹参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用人之道人手进行分析，才能究明缘由。

    曹参接任中央政府的相国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他选拔一批能够推行黄老无为统治术的郡国吏作为其属吏，对于热衷于有所作为以博取声名的官吏则给予罢免。这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保证黄老统治术得以贯彻落实。可以想见，曹参担任齐相时，当他采纳盖公的建议后，其所任用的官吏也必然是能够尽力实践其治政思想的“重厚长者”。“狱市”既然深系“安集百姓”的大计，他所任用的狱市吏就只能是属于此类人，而不可能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狱市官吏对于市场的各项活动势必采取了放任的管理方针。也唯有如此，才能“并容”，才能容纳“奸人”。这也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一种表现。

    曹参离齐前夕，因为担心继任齐相不理解或不同意他的做法，不满意“狱市”履行职责的表现，而对之加以干扰一诸如撤换“狱市”原有的官吏，而改用“欲务声名”者；或齐相自己直接过问“狱市”工作，改放任政策为严加管理。若此，“狱市”就无法再“并容”、纳“奸”了。而这在当时是不利于“安集百姓”的。所以曹参才会以“狱市为寄”，郑重其事地向继任齐相作了交待。

    黄老思想指导下所推行的放任政策，对于恢复汉初的社会经济确实具有积极作用，且因它实行日久，逐渐成为朝中大臣及地方官吏的共识。但这个政策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即助长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因此后来贾谊才会上疏进行抨击：“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宜，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日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劍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5]颜师古注“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说：“言其所追赴，唯计利与不耳，念虑之中，非顾行之善恶也。”这种风气的“日甚”一日，是和汉初以来“狱市”的“并容”纳“奸”不无关系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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