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个体小农都采取男耕女织的方式，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家庭畜牧、瓜果种植及布帛麻丝等家庭副业。
3．小农的社会交往状况
与前代农村公社村落共同体成员相比，战国秦汉个体小农问的血缘关系，更加稀薄。⒀小农的公共活动空问，通常以“里”为中心。里中居民的居住状态已日益复杂。《庄子·则阳》：“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显示里中居民已是不同亲族系统的杂居状态。即使是里中同巷之人，也多是无亲属关系的近邻。虽然也可能有血缘及姻亲关系同里而居，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封轸式》中提到“士伍丙”，除同里兄弟，其“外大母”也曾与之同里而居，但更多的里人之间，却没有血缘关系。⒁
里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景况，通常都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详下节)。“里”内居民的主要社会活动，除“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亲属邻里间的日常人际交往外，还包括“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等社区公共活动(《汉书·食货志》)。从文献所载小农此类活动的花费情况看，应该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项目之一。此外，小农接受国家授田的同时，也要承担诸多的国家义务，其主要者有：田租(如粟米、刍藁、布帛)、赋税(如算赋、口赋)、力役(如徭役、兵役、杂役)，等等。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也是当时小农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另外，各种文献资料表明，战国秦汉的小农生产，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市场交易活动。⒂虽然小农参与的市场，基本上限于“初级市场”，但市场原因对小农日常社会交往活动的渗透，则是可以肯定的。
上述小农阶层的普遍存在，构成了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广泛的根本基石。
三、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如前所述，战国秦汉之际“五口百亩之家”个体小农阶层的形成，是集权国家制度选择的结果；而小农阶层的广泛存在，则构成了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根本基石。国家政权与个体小农之间的直接互动，形成两者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的微妙共生关系，深刻影响了战国秦汉的传统社会结构。
1．国家农业政策的推行及小农与国家间“依附一代理”关系的确立
战国秦汉之际以“一夫百亩”为标准的国家授田制的推行，是小农生产方式形成的关键。这种以个体小农家庭为单位、以男耕女织“集约化生产”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模式。⒃其突出优点和致命缺点，几乎同时并存：
通常而言，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可充分调动小农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促其在有限耕地上投入更多劳力，从而有效提高单位面积的劳动生产率；另外，由于小农家庭的规模较小，与村社集体劳动相比，生产较为方便灵活；再加上“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便于家庭生产单位稳定性与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之具有顽强再生能力和延续能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有其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一方面，“一夫百亩”的生产规模，导致极低的产品积累率，不利于农民再生产能力的扩大；而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长周期性，容易遭受各种自然及人事因素的影响，小农生产抗风险能力弱，再生产过程容易中断。《汉书·食货志》引李悝所言“农夫所以常困”的结论，及贾谊上疏中提及小农“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的窘况，都是很好的例证。要保障小农生产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国家政权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由此决定了国家政权在农业生产中的基本角色。
要维护小农生产的稳定性，首先要巩固国家授田制度，以维持小农与土地的稳定关系。因此，除确保国家授田外，还要定期核查疆界、及时调整人户与土地的关系、打击侵夺小农利益的豪强势力、抑止土地兼并，以巩固小农与土地的有效结合。而此类任务的完成，全赖国家权力的介入。出土文献所见，战国秦汉国家在授田标准、立户管理及土地疆界管理等方面，均有细致规定及措施，显示出国家对其农业管理职能的高度重视。⒄
维持小农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还需要国家直接介入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制定细致全面的生产管理措施，协调生产过程，推广新的技术及生产手段，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土地的人力物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