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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区交汇与中国文明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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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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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和中原区晋南的陶寺遗址。良渚文化具有大中心下多中心和礼仪建筑、玉礼器高度规范化两大特征，已显现出向“方国”时代过渡的种种迹象。内蒙古中南部则是被誉为“中华文化代表性化石”的三袋足器的发源地。陶寺遗址和墓地作为龙山文化的的一个超中心聚落，既有与红山文化有关的朱绘龙鳞纹盘、龙纹陶盘和外方内圆的玉璧，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初期的袋足器—鬲，又有来自东南区大汶口文化的陶礼器和良渚文化的俎刀和玉琮。尤其是陶寺墓地大型墓葬中的陶礼器组合中，具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竟达10种之多。可见，东南区与中原区的文明起源进程，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
将以上东西交汇与南北交汇作一比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这首先表现于交汇的结果，“仰韶时代”（后期）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是礼制内容。有学者认为，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至三袋足器的最初出现，都是通神的工具，具“神器”性质。以它们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各大考古文化区出现古国和向方国过渡的标志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与特点，那就是通神及其独占权（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区交汇的重要共同点还在于交汇的导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区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区聚集。这在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表现尤为典型。从诸文化中心聚落特别是陶寺遗址和高等级墓葬所表现的多元文化结合体看，在文化交汇促成的文明起源过程中，还有礼器尤其是神器的传播优先，在中心聚落尤其是超中心聚落的表现的敏感性优于一般聚落，在高等级人物墓葬中的表现优于一般墓葬的共同规律。
差异主要在于交融的程度有所不同。其表现如，以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同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两者间距离要比关中同山东半岛之间的距离远好多，但从仰韶文化“玫瑰花”的传布、影响看，前者比后者要显著很多，结果也不一样，前者是融合在红山文化中，成为当地文化因素之一；后者则不然，在大汶口文化中彩陶仅是“外来品”而已。联系大汶口文化以鼎、豆、壶为代表的陶礼器的演变，在既具很强连续性的同时，又具很强的阶段性的特点，可知，在这场频繁的文化交汇中，东南区的大汶口文化主要是以自身内部动力为主跨进文明阶段的。而它对周围地区的广泛影响说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等，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曾经起过“原动力”的作用。
还要提到的是，在这场既推进跨入文明步伐又促成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交汇中，南北文化的交流形式和内容，似更具典型性。这指的是，在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结合，其后果却不是文化间的替代甚至冲突，也不是简单的复合体，更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主要表现为红山文化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区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的先进文化因素的同时，不断创造出自身新的文化特征，如彩陶龙鳞纹。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尤其表现为中华传统的初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苏秉琦语）。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徐旭生、蒙文通等治古史家都曾依古史传说提出过史前三大集团的划分及相互关系，指中原华夏（河洛）、东方夷族（海岱）和南方蛮族（江汉）。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在研究中原区与东南区文化关系时，从考古文化方面提出过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和江汉间屈家岭文化三个文化区的划分及相互关系，以为是受到此前史学家们的启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秉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在继续关注中原区、东南区的同时，更重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他并回忆到梁思永也有自己的三集团说。如追溯梁思永从30年代在原热河省调查发掘时，就重视“沿边文化接触区域”的红山文化和“长城南北几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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