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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突厥三大碑——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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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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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3日至16日，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为主，得到蒙古国立大学和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的支持，组成了北京大学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走访了蒙古国中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最后驱车绝漠而归。这里分专题对此次考察作一点介绍。】
我们于8月4日下午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去看暾欲谷（Tonyukuk）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两大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这三大碑是我们考察计划中的重要目标。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A.Geikel，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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