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 |
 |
时间：2009-7-24 13:53:48 来源：不详
|
|
|
供养的人数。从上述三条材料记载看，大体上上农"夫食"九人，下农"夫食"五人，平均"夫食"七人。若仍以《食货志》所载每人平均年消费粮食18石计算，七人粮食年消费量为 126石，这可视为百亩份地的平均年产量，亩产为1.26石。这可能反映了西周稍为晚后的情形。这种推算当然是很粗疏的。不过大体还可以看出发展的趋势。
从西周到战国，虽然都说是"一夫百亩"，但实际上每个农户耕作土地的面积是减少了。因为西周农民除耕百亩份地外，还要耕种领主的藉田，另外有数量不少的休闲田。战国时藉田制早已取消，名义上的"一夫百亩"也往往不能保证，由于连种制的推广，休闲田也不多了。春秋末年以来，确实有一些国家在扩大亩制，但如上文所述，战国农民所能负担的耕地实际上只有 100周亩。扩大亩制的意义，一是鼓励垦荒，二是减轻赋税。但要耕种 100大亩，毕竟不是五口、六口、七口之家所能负担得了的，这非要利用家庭以外的劳动力不可，或雇工、或出租、或使用行僮隶。所以，扩大亩制实际上是培养小地主的政策，并不能证明一般农户所能负担的耕地有所增加。[19] 但是，从西周到战国，粮食的亩产量确实增加了。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 1石，则战国亩产（以每亩2石计）增加了 100％；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1.26石，则战国亩产增加了58％。由于粮食亩产的增加，每个农户耕作的土地虽然没有扩大、以至有所减少，但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口数却多了。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战国农业生产力的一次飞跃。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一下：按传统的说法，西周实行"什一而藉"，即私田和公田的比例为10∶1，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则剝削率为10％。这个剝削率的计算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从《诗经·七月》等记载看，西周农民除公田劳役以外，还要负担其它的繁重劳役。假如其他劳役为公田劳役的1-2倍，则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为10∶2-10∶3，剝削率则20％-30％。这大致不会太过离谱。战国中期以后，在"民食什五之谷"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出现了"见税什五"的剝削方式，如果单从粮食生产看，在这种剝削方式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5∶5，或1∶1；则剝削率为 100％。但农民除了粮食生产外还有其他副业生产，这些副业生产的产品一般不在交租范围之内。假设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的比例为5∶2，则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7∶5，剝削率校正为70％左右。从20-30％到70％，剝削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而这，又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较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并不伴随着每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现在粮食亩产量的增加（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或小农经济的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家庭多种经营的发展，由于本文集中讨论与粮食生产有关的问题，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问题于此不赘）。 西周每个农户至少负担 110周亩的耕地， 战国时代以"一夫"耕种100周亩为常。秦汉未见增加，由于各种原因， 实际上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在减少 。但与此同时粮食亩产却上了两个大的台阶：西周亩产 1石左右， 战国中期以后亩产提高到 2石左右，西汉中期以后亩产再度提高到 3石左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夫百亩"似乎被固定下来了。100 周亩大约相当于现代的30市亩。这似乎是黄河流域小农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的一个常数。解放前北方的农民还在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原因之一就是30亩仍然是北方一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一个适当的数量。至于南方，每个农户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比这少得多。从总体看，我国历史上农民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精耕细作的程度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增加了，农民家庭生产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所以农业生产力是发展了。这是不同于西欧的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欧中世纪农民的份地数倍于中国古代的"一夫百亩"，但这并不表明西欧中世纪农业生产力比中国古代高，因为西欧中世纪耕作很粗放，粮食亩产很低。研究中国农业史，应该看到中国农业发展的这个历史特点。
注释
[1] 见《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载《文物》1995年第4 期。
[2] 载《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1994年。
[3] 本文所引《田法》均据《文物》1995年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