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和秦汉帝国时期，农耕文明已然成熟、成型之时，骑马民族的冲击才姗姗来迟。因此，尽管在以后的两千年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甚至在元、清两代完全入主中国，却非但不能毁灭中国的文化传统，反而无一不被中国文化传统所融合，自己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说，就血统而言，中华民族、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汉族，与西方各民族一样，都是杂种民族。但就文化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却始终是围绕着汉族文化发展，并形成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的融合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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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考古发掘，在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 000年左右的“玉蟾岩栽培稻”，以及最古老的陶器残片，这表明中国早在1.2万年前就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陶业。参见乌东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新拓展》，《新华文摘》2003年第7期。

[2]中国的封闭状态只是一种相对的封闭状态，并非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而是始终存在四条通道：除了大家熟知的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绿洲的丝绸之路外，还有近来逐渐进入大家视野的经南海西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和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鲜为人知的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但高山、大漠、海洋、森林等构成的艰难险阻，既不妨碍中国与四邻相互间的交流，从而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长足发展不断提供新鲜的营养和动力，使之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且又阻止了异质文化的长驱直入，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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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中华文明的特质
 

一、农耕为本，血缘共有。

农耕社会的人或家畜皆以植食为主，因而人们就像植物皆为根所羁一样，为土地、水源和家园所构成的物质和精神的“根”所束缚，不但失去了采集狩猎时代到处游荡的自由，也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随遇而安，而只能累世聚居于一地。由此便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这种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的民族特性，与西方人喜欢探险、经商、殖民的民族性，形成鲜明对照。所以，中华民族始终固守大一统的向心传统，几千年来，无论国力如何强盛，从未越出相对封闭的自然界限去向外开拓，即或在明代，具有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和最强大的远航舰队之时，也仅仅是本于“有教无类”地将华夏文明昭彰四夷的文化传统，进行“赔本赚吆喝”式的礼仪往来和文化交流[1]，既未用来扩展贸易，更未进行任何掠夺、殖民勾当。

农业生产分农忙和农闲，农忙时必须集中大量劳力抢种或抢收，而农闲时则只能让大量劳力闲置，却又不能遣散，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而且保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防盗、争水、抗灾、兴修水利……也需要维持一支稳定的“常备军”，而维持这样一支“常备军”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维系重视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的家族体制。由此便形成农耕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共有观念。与西方人的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私有制观念也是泾渭分明。西方的文明社会，是通过货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对于原始氏族制度的彻底破坏建立的；而中国的文明社会，则是通过坚守自然经济和血缘共有制，保存、扬弃和发展氏族制度完成的。由此便形成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血缘和拟血缘[2]的差序结构财产共有观——“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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