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战争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在发展形式上，往往是以某个最强大的氏族或部族为核心，如滚雪球般一层一层地越滚越大。最初的被征服者大抵是同祖的远亲，战争的结果便成为认祖归宗——将被征服者的图腾并入征服者图腾，结合成以征服者为核心的、具有共同祖先的胞族或部族，然后再去兼并不同血缘的氏族或部族，最终形成部族联盟的国家。就其性质而言，也就是家国同构——即建立在血缘氏族基础上的拟血缘国家。“黄帝”便是在拟血缘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拟血缘共同始祖的。

由于兼并战争基本上是农耕社会内部的战争，每个人都是以氏族或部族一员的身份参战，本来就不多的战利品皆归全体成员共有，个人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因而，调动征服者内部成员战争积极性的主要措施，便是实行有限度的奴隶制──将部分俘虏化为奴隶，作为征服者全体成员的共有财产；或鹊巢鸠占地将被征服者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而将被征服者迁徙到贫瘠的或偏远的地区。与此同时，由于被征服者所失去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原有土地和人口的支配权而非所有权——无论如何,他们都仍然保持着氏族或部族的完整和足以养活全体族人的土地——所以，对于征服者而言，调动被征服者战争积极性的最佳措施，便是通过联姻结成更大的联盟，去继续兼并其他的氏族或部族，以不断扩大盟主的支配权（而非所有权）。而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这不仅可以从心理上将自己化为征服者的一部分，在新的兼并战争中还多少能获得些好处。而且，被征服者越多，自己所承受的义务便相对越少，又何乐而不为？这就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以核心民族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大一统观念。

与欧洲水系相比较，中国内陆水系具有明显的统一性。欧洲大陆从东北到西南斜贯着一条由乌瓦累丘陵、瓦尔代丘陵、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安达卢西亚山脉构成的分水岭，使欧洲大陆形成两个斜面——北冰洋－大西洋斜面和地中海－黑海－里海斜面。故而欧洲水系分别流向四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系的不同流向，从客观上促进了政治的分裂。而中国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珠江等主要水系皆自西向东入海，下游平原又有利于开掘运河，形成水系网络。正如唐人李之仪的词《卜算子》所云：“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水系的统一性，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文化和政治的大一统。

如果说，丰富的生态条件与自然资源使中国不存在向外扩张的政治需求；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便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向外扩张的物质条件，因而，中国的兼并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边界（通常不超出农耕文化区），便会自动停止，转为防守，极少再向外扩张。从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将兼并政治权力置于掠夺财富之上的战争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事侵略大为惊异，并在日记中写道：“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1](P14)

三、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既保障了中国农耕文明的独立创生与正常发展，又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新鲜动力——与异质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众所周知，正如生命必须通过新陈代谢来维持和发展一样，文化也是通过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和交融而发展的，任何一个处于绝对封闭状态的族群，即或不走向灭绝，也只能成为文化活化石而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变化。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生活于难以穿越的密林禁地中与世隔绝的塔桑代人（Tasaday），被发现时仍处于旧石器时代。全族群只有24人，一直穴居在岩洞中，过着钻木取火、使用石器或竹木工具、主要靠采集为生的生活。没有文字，语言中也没有数字。[[iv]](P1-20)故而，中华农耕文明之所以能够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相对封闭而非绝对封闭。

事实上，被尊为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和炎帝，就是西北地区以畜牧为主的半农半牧部族的代表[4]，他们正是靠着游牧文化喜欢游动、长于开拓、吃苦耐劳、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优势，在不断的迁徙中战胜中原的农耕氏族，建立一统天下的。而且，黄帝和炎帝的祖族氐、羌族，与西亚的游牧民族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5]从一系列考古发掘资料看，“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欧罗巴人种进入西北蒙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