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游牧文化和骑马民族的确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如果说他们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扮演着“食腐兽”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在中国则大抵充当了“强心剂”角色。即每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陷于衰败之时，他们便步黄帝的后尘东进或南下，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持续发展，注进新鲜的活力。例如，继任舜担任华夏部族联盟盟主的禹，便是“兴于西羌”的、留在当地的黄帝族的后裔。商王朝衰败时，灭商继任华夏族盟主的周王族，与夏禹一样也都是黄帝族留在西北的后裔。而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建立中华帝国的嬴秦一族，同样也来自西北。[6]此后，凡是中华帝国处于衰败之时，便会有游牧的骑马民族来为其清除腐败，注射持续发展“强心剂”，它们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入侵，都为开始衰败的中华帝国带来新鲜的活力，致使中华帝国在动乱中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到了中华帝国和农耕文明进入烂熟期之时，他们便索性以易主的方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却依然维护、遵从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未有过任何偏离或中断。君不见，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三个朝代汉、唐、清，皆是骑马民族的“强心剂”作用的结果——汉承秦制，没有嬴秦一族的东来，有怎么会有汉帝国的辉煌？唐继隋业，不但是南北朝长期动乱的结果，而且，唐李氏一族本身就具有胡人血统；清易明主，取代病入膏肓的明王朝入主中华的爱新觉罗一族，则是正宗的骑马民族出身。

真真是南橘北枳啊，在西方的货币经济环境中扮演“食腐兽”角色的骑马民族，到了中华民族的农耕人文环境中，竟充当了“强心剂”的角色。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地传承数千年，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这一客观条件外，恐怕就在于中华农耕文明特有的、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华夷之辩”、“以天下为己任”等为内涵的文化包容性。正是这个“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使周边的游牧文化和骑马民族，入乡随俗地充当了“强心剂”的历史角色，甚至以入侵乃至易主的方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共同维护和发扬了这一独特的文化传统。

要之，“农耕为本、血缘共有”，“兼并战争、家国同构”和“海纳百川、生生不息”这三者，也就是中华文明“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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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以，花了近三十年时间七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郑和，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当地人共同信奉的神明，有关他的种种神话传说、仪式、庆典，历经大约六百年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发展为当地的民俗。

[2]所谓拟血缘，概括地说，就是孔子所谓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或通常所谓的“家国同构”，即将血缘共有制及其相应的等级关系和伦理观念，放大、延伸、扩展到整个社会和国家，如将“孝”发展为“忠”，忠君爱民便是孝悌的延伸，社会道义便是血缘伦理的延伸；将亲缘关系扩展为乡缘、地缘、业缘、学缘等拟血缘社会关系，拟血缘关系便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国君或官僚的权威便是家长、族长权威的延伸，等等。

[3]即以植物食物为主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亦即筷子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游牧民族和西方诸民族以动物食物为主的肉食文化，亦即刀叉文化。

[4] 《国语·卷十·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据刘起釪考证：“少典之‘典’，显然是‘氐’的音转”，“蟜”的古音乃“古羌字的音转。”（刘起釪：《续古史辨》，P1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所以，少典族即氐族，有蟜即羌族。自从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广大西北湟渭之间，即今陕西、甘肃、青海地区，都是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半农半牧部族。

[5]据孙新周考证，在黄河上游诸青铜文化中，与古羌人最密切的辛店文化，其彩陶艺术的艺术风格，与西亚彩陶具有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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