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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 ——《沈尹戌论城郢》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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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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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反驳其观点，说此辈“徒以子囊城郢为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计，此又可与楚昭之事连类而并观之也。后宋百年而金复都汴，木虎高琪筑京城逾年，卒能歼厥巨魁，光复旧物，此又深根固本之关于长算，可为明效大验者也。”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争霸战争的加剧，各国的君主、卿大夫为了增强防御能力，纷纷在封土、采邑上修筑城郭，掀起了一阵热潮。据《春秋》记载，仅实力中等的鲁国，就新建大小城池19座。列国的君臣将相都把筑城视为首要政务，像伍员答吴王问时讲：“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2 〕而沈尹戌的议论却和时代潮流相背，这不免令人产生疑问，他的这种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征诸史实，方知沈尹戌之论是对“古者”，即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政治、军事经验的总结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防御作战时通常不采取固守城池、抵抗强敌的战术，这反映了夏、商、西周时期战争具有的某些规律和特点。试析如下：
三代（夏、商、西周）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四千年前、夏朝建立之际就出现了以王城岗、平粮台古城为代表的早期城堡，后来又有了墙垒周长数公里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但是综观三代的战争经过，却很少见到依托城池抵抗强敌围攻的记载，更没有成功的战例。春秋以后，像田单守即墨、刘秀战昆阳、拓跋焘攻盱眙、唐太宗围安市那种守城者以少胜多的战例不胜枚举，而三代是绝无仅有的。从历史上看，夏、商、西周的大规模战争中，处于防御态势的一方采取的战术，通常是以下几种：
1.出城迎战 防御者自忖可与来犯之敌一决高下，便倾巢出动，离开城邑，在郊外的原野上摆开阵势，进行会战，“争一日之命。 ”〔3〕这种情况在三代最为常见，如禹伐三苗，启伐有扈，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等等。
2.弃城而逃 守方估计自己并非强敌对手，便走为上策，逃之夭夭。如古公亶父居豳，戎狄来犯，“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4〕西周末年，申侯与缯侯、 犬戎会师进攻镐京，“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5〕即弃城东走， 至骊山下被杀。
此外，在第1类战例中，防御一方在野战失败后， 通常也不采取退守城池、继续抵抗的战术，或是像鸣条之战后的桀、被周公东征打败的武庚那样，战败后率领族众南逃北窜，远徙它乡；或是像牧野之战以后的纣王，逃回宫内，自杀了事。
3.守城拒敌 虽然认为已方势单力孤，不敢出城迎战，但也不愿抛弃家园，远离故土，因此依托城垒工事来抵御强敌的攻打。这种战例在三代非常少见，史籍所载，惟有文王伐崇、三旬而克一例，结果还是守方失利，全军复没。特别是在夏、商、西周王朝灭亡之际，没有一位君主企图以守城战术来负隅顽抗，这和北宋、金、明几朝末代皇帝困守孤城、抵抗强敌围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照。司马懿曾讲：“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6〕而三代防御一方的君主将帅，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往往是如不能出战，即当逃走，极少采用守城抗敌的对策。应该说，沈尹戌轻视守城战术的思想，确实与三代流行的防御原则相符合，那就是面对来犯的优势之敌，假若无力出兵迎战，最好不要守城，还是远走为妙。
为什么夏、商、西周的统帅们处于被动防御态势时，通常不愿意依托城池来进行抵抗呢？主要原因在于，三代的都邑不像春秋以后的城市那样具备坚固、持久的防御能力；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统帅们认为守城战术难以经受强敌长期围攻的考验，因此多不愿采用它。军队使用何种战斗方法，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武器装备以及进攻和防御的手段，而这些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城市的防御能力包括多种因素，如规模、布局、筑垒的形式和材料，防守器械与人口、兵员、粮草和其它物资等等。在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防御能力也就有强弱之分，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例如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城垒，只是在民众聚居的村落周围，修筑起简陋的围墙、栅栏和壕沟，用来防备邻近部落的掠夺袭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使城市的规模、人口、财富显著增长，“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7〕不仅形成了临淄、郢、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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