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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 ——《沈尹戌论城郢》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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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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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许多地点，经过发掘的有岐山的礼村、扶风的齐家等地；手工业遗址则在扶风的云塘、白家、任家、齐家和召陈等现代村落的范围都有发现。这些遗址，散布在东西约3—4公里，南北约4—5公里的范围内，彼此也并不连接。西安市沣河两岸的丰京、镐京遗址，亦是在一、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于冯村、西王村、大原村、张家坡、客省庄、普渡村等地点分散存在着。〔30〕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和三代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居民多以务农为业有关。夏、商、西周的都城遗址内，“虽已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复杂的手工业生产，但许多居住区的出土物内容，同当时的一般村落遗址一样，也有许多农具，不少居民显然就近进行农业生产。一个城市内的若干居民点遗址同村落遗址没有很大差别的情况，正表现出了城乡的刚刚分化。”〔31〕古代城市是从乡村聚落发展演变而来的，它和乡村的分离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春秋以后，由于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发展出现飞跃，城乡分化日益明显。乡村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而城市居民则以从事工商业和其它非农业生产或非生产性职业劳动为主，城区范围基本上不进行耕作，土地只供居住或做工、经商、办公，所以容纳的人口就很多。而三代的都邑中，“工商食官”，没有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商业，多数居民仍以务农为本业，这样城区内就有相当多的土地用于垦种休耕，占地广阔而人口稀疏。因此，郑州商城、殷墟、丰镐旧址的遗存总面积虽然和春秋战国的诸侯名都不相上下，而人口密度却要低得多，这一点对于城市建设和防御作战来说，都起到了严重的局限、制约作用。
从现存的三代都城遗址来看，城墙最长者，属郑州商城，周长为6,960米，城墙内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这恐怕也就是当时动员人力、 物力所能完成筑垒规模的极限了。如果要把包括居民区、手工业区在内的城市总范围筑起密封式城垒，面积将达到2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至少需要20公里。这样浩大的工程，当时的物质财富、技术条件和劳动力数量看来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只好不筑城墙，或仅筑较小宫城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城垒的大小必须和居民多少相称，才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春秋战国的军事学家们曾经详细地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如《尉缭子·兵谈》曰：“建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尉缭子·守权》曰：“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墨子·杂守篇》也说：“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三代的都邑范围虽然较广，人口相对集中，但是分布密度太低；即使能在居民区、手工业区外筑起郭墙，也是“城大人少”，缺乏足够的防守兵力，难免被强敌攻陷。如果居民、士卒全部退入宫城抵抗，又会处于“城小人众”的不利境地，说明夏、商、西周都城的非密封式规划和分散的居住状况是不适应长期防御战斗需要的。
3.生产和贸易不发达，物资储备不足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2〕的春秋战国时期，兵学家们在论述守城战术的时候，都很重视保持充足的物资储备，以应付敌方长期围困、进攻的大量消耗。像《尉缭子·天官》曰：“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特别是强调城中应有蓄积多种货物的市场和富人，这是持久坚守所必需的。《尉缭子·武议》曰：“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夫市者，百货之官也。市贱卖贵，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马食菽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百官无主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墨子·杂守》也说：“凡不守者有五，……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区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认为要塞得以坚守的几个必要条件包括粮储充裕、市场不能远离城池，蓄积的货物和饶有财资的富人必须屯驻在城内。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分工和贸易的蓬勃发展，城市居民基本上脱离了农业活动，“工肆之人”的数量显著增加，以致“士农工商”可以并称为国中“四民”。为了满足城内大量非农业人口的消费需要，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集中商业区——“市”；它被居民区、手工业区所环绕，受到城郭的安全保护，成为城乡间、地区间经济交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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