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平民权衰而力图挣扎的时代

    秦和汉的前一时期，比如说武帝以前时期，君权有些高涨。这和秦的起家和秦灭六国统一全国有关系；也和法家学说得到国君、皇帝的信任和使用有关系。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商鞅变法打击了贵族，也以什伍贬低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强化了君权。秦始皇统一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使民间没有武器；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同上）这是打击旧贵族和豪侠之士。可是贵族们的族权，仍以各种形式、面貌在以后的历史上出现（六国旧贵族、强宗大姓、世家豪族、门阀世族、缙绅地主等）。他们的地位，历代不衰。秦统一后，六国贵族豪杰多隐名埋姓，潜伏在民间。如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避地吴中。（《史记·项羽本纪》）又如张耳、陈余，大梁人。秦灭魏，知道这两人是魏之名士，下令捕得张耳者给千金，陈余五百金。（《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六国的贵族和社会上的豪强之士，对秦自然是仇视的。韩国贵族张良，有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结客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虽未成功，亦可见其仇恨。（《史记·留侯世家》）

    秦末，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对“三户”的解释，有说是三户人家，有说指楚国三家大户：景、昭、屈。语意上以前说为通，实质上以后说为强。秦末农民暴动，主力当然是农民，但领导权却在六国贵族和接近贵族的英雄豪杰之“士”手中。张耳、陈余受陈涉命，北略赵地，他号召赵地豪杰说：“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的话，是战略贵族、豪杰之士的心声。六国的旧贵族和豪杰之士，大都参加了反秦运动，秦就是败亡在他们手里。陈胜只是首事而已。西汉政权建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对六国旧国贵族和豪侠之士打击得更严厉。对强暴的，则打杀镇压；安分的也要迁徙，迁到关中天子脚下。

    他们是举族同迁的。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徙齐国田氏，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及豪杰名家十余万口于关中。（《史记·娄敬叔孙通列传》）汉景帝、武帝时出了一些酷吏，这些酷吏的对手不是一般人民百姓而是贵族和豪强。迁徙强宗大姓，成了西汉的国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皇帝和他们的矛盾就是君权、皇权和贵族权的矛盾。

    秦始皇打击旧贵族，却还保存下来廷议制度，还任用博士（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使他们也参加廷议。这多少有点古代贵族参政的遗迹味道。也算是“内朝”制的遗迹吧。秦对农民则是压到底层的。农民的任务就是耕、战，耕战之外什么也别管。人民的政治权力，在秦似乎是看不到的。汉继承了秦的廷议制，也有博士参加。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比秦时应说又有些提高。汉究竟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汉朝任用官吏，主要有察举和征辟二途。《通考》：“选举、辟召皆可以入仕，以乡举里选循序而进者，选举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卷28）征辟制似为先秦国君“招贤”办法的遗续。郡国察举制似起自武帝时儒家董仲舒的建议。《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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