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董仲舒是以“贤良”对策的。他所谓二人，即指贤良。郡国守相，每年推二位贤良给皇帝。贤良、文学，多是来自民间。公孙弘也是在武帝初即位时，“以贤良为博士”的。他是“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书·公孙弘传》）王吉，“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汉书·王吉传》）贡禹，“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汉书·贡禹传》）贡禹自己说他家族的情况是：“臣禹年老贫穷，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同上）这里先要弄清楚一下秦汉时期贫富的概念，有多少资财是贫富的界限。
《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按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曰：“今资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朕甚愍之。资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汉书·景帝纪》）汉时，资万钱，算百二十七钱。“资算十以上乃得宦”，是有十万资产才得为吏。韩信家贫不得为吏，说明家财低于十万。《汉书·文帝纪》赞曰引文帝的话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师古注说：“中谓不富不贫。”汉代，金一斤为钱一万，百金百万，十金十万。家资十万是不富不贫的中家。十万以下，自然是贫家。韩信家贫不得推择为吏，大约家资不满十万。贡禹家资不满万，加上田一百三十亩，仍然穷得“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自战国以来，五口之家有田百亩就算很理想的农民之家了，但还是个穷家。
汉代作官有很多途径，察举、征避之外，还有作郎等等。武帝时起，儒术独尊，博士弟子的仕途大开。所有这些途径都为一般比较贫穷之家的人开放绿灯。可以说，这些制度和察举制度，都起了协调君权和平民权的作用。在民主权已日渐萎缩的情况下，使贫民通过察举又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使政府获得从民间来的新生力量。董仲舒和以后的儒家士大夫，可以说是古代平民权的代表，也可以说他们是贵族权的代表，他们又提出天和五德终始说来压制皇权。
五德终始说起自战国邹衍，董仲舒承之。他把阴阳五行说和儒家德教仁政结合起来，创作五德终始说。它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用天人相应和天道循环来说明皇帝政治修明则天降祥瑞，政治腐败则天降灾异。天不私于一家，天上五德运转，地上皇朝与天上五德相应，也要轮换进行统治。天上换德，地上就要换朝代。这种当时流行的思想，是平民权的旗帜，平民把天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用天和君权对抗。
这是先秦“天听自我民听”、“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思想的继承。这是民主权借天命而表现，以天命压皇权。这是汉朝儒家的理想。王莽信这理想，他在这理想支持下，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中国历史上民主权的又一次高峰。但是王莽失败了。虽然禅让的形式还有一段时间在改朝换代时被使用，但它已是形式，虚伪的形式。此后，天只为皇帝用，不为民用了。
三 魏晋南北朝时代——君权、贵族权保持平衡时代
继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古代贵族权的继承者门阀世族和豪族与皇权矛盾、平民无权的时代。平民多半成了半自由的依附民。
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世族拥戴下建立起来的，它对门阀世族完全是依靠的关系。特别是初期，对王家，王导、王敦，完全依靠。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晋书·王敦传》）。元帝即位，拉王导同坐御座。东晋时期，是门阀世族继承下来的贵族权的鼎峰极盛时期。刘宋时期，皇权已压倒门阀世族，但在贵族门第方面，仍不许皇权干涉。《宋书·蔡兴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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