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局面。繁荣强大的唐朝建立在向人民征调赋役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时，北方人民也避免不了徭役百出的命运，而且以京师所在的关中最为突出。如贞观十三年魏征指责道：“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7](卷10)连年的劳役，人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的一道赦书也承认：“京畿近辅，百役所出……异于诸州。”[8](《赦宥》)唐高宗时，陕州甚至经常调发妇女修路，“顷年妇人役修乎道路，盖其常也”。[9](《历代盛衰户口》)，连妇女也常年承担重体力劳役，男子服役之多之重，便可想而知了。到了战乱或多事年代，人民的徭役负担越发沉重。唐代宗广德二年的南郊赦文即载道：“自凶蘖乱常，王室多难，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仅京城诸司和京兆府常规的征调人力，每月即多达84058人。[10](《南郊赦文》)武则天时陈子昂上书云：“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11](《陈子昂传》)北方的丁男一半被调至边防服役。唐代徭役以北方为重，集中在关中，还有明确的对比史料可以证明。如唐太宗时，高季辅言：“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11](《高季辅传》)所谓关、河，即关内及河南、河北诸道，当时正是唐代的经济重心所在地。而南方经济、人口虽然迅速增长，徭役相比北方而言还是不多的。如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江南西道宣州刺史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12](《食货志三》)
北方役重、南方役轻的现象，到了北宋更加明显。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曾询问荆湖路转运使：“荆湖累年丰稔，又无徭役，民间苏否?”[13](《李惟清传》)可知荆湖路没有徭役或不常有徭役。宋仁宗时有官员言：“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伏知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比之北地，实为优幸！”[14](《食货》7之13至14)元丰年间，宋神宗派使臣整治楚州新河，临行前当面叮咛道：“东南不惯兴大役，卿且为朕爱惜兵民。”[15](卷1)而在北方则是另外一幅景象，朝廷仿佛换了一副心肠，不再抑或无法爱惜民力了。宋神宗时河东调夫30万建筑边防城寨，按户等配征，辽州上户至有配夫434人者，即使贫弱的下户也配至16人，远远超过了民户的实际承受能力。[13](《范育传》)陕西向前线运送军粮，大肆征发民夫，以至于延州诸县“丁夫发尽，已差及妇女”。[16](卷319)乡兵之役，也以北方为重，南方为轻。如宋神宗时实行的保甲法，重点即在北方：“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13](《兵志六》)也即其他路的保甲不必参加训练。宋代边患频繁，而边患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边防要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种徭役最重。宋哲宗元祐二年，侍御史王岩叟特别指出“三路常受天下之弊”，举例说：“初刺强丁或义勇，非百姓之乐也，而三路当之；后变义勇为保甲，教之以兵，人人之所共苦也，而三路当之。大兵西讨，深入绝境，陕西、河东之民身亡家破，室庐为空，而诸路不预也……夫以天下之大，不能无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常在于三路。”[16](卷398)各种劳役不但消耗了西北大部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甚至还吞噬了大批生命。仅宋太宗时的对灵州之役，陕西百姓随军运送粮草而死亡者，就多达10余万人
大一统的元朝，各种制度多有南北差别，赋役方面，“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17](《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北方税粮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制按地亩征收夏秋二税。可知在北方更强调对身丁的控制，北方役法之重一如既往。许多民户因不堪重役，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南方地区。至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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