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明代，北方徭役有增无减，如河南省地处中原，“路当冲繁，差役比各省独重，而修河之费，又他省所无”。仅治理黄河一项，常调动数十万民夫。万历三十一年修河之役，两岸聚集30余万民夫，先后疫死者10余万人。[20](卷3)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山东滨海，御寇者有斥堠巡司之役；河人济尝决为患，有堤障之役；漕河资于百泉，有堰埭启闭浚治之役；东南舟车之络绎达于京师，有传舍津涂之役；京师百官六军以至边关仰给，有输挽之役；六宫薪木有供亿之役，监驷废而有孽牧之役……户口日耗而役日繁!”[21](《户口》)已成恶性循环。明代马政以民间养马为基础，而“江北民以便水草”，洪武六年要求1户养1匹，洪武二十三年改为5户养1匹，江南却是11户养1匹。[19](卷133《兵十三》)北方养马之役比南方重出1倍多，常因马死而倾家荡产。对此，明代的有识之士深有感触，多有对比。试举几例如下。

    然江南之役，恒以十年或以五年，甚则二三其年，休之日多，而役之日少。识治君子且蹙其容曰：“江南之民力竭矣!”今山东之役……盖无一年不受役者，民无息肩之期，民力之竭，何如哉?且此外有养马之役，有大户之役，又有不时借募之役，民力之竭，又何如哉?[22](《民役》)

    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3](《徐贞明传》)

    世谓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24]第一条言论，针对“江南之民力竭矣”而发，指出山东之役远重于江南，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后二条言论更是直接对比，正式明确提出北方重于役，南方重于赋。实际上据田培栋先生的研究，明代北方五省赋役并重，总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25]

清代赋役分布的地域差异，沿袭明代并进一步深化。“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26](《食货志二》)嘉庆十八年姚文田言：“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26](《姚文田传》)光绪五年阎敬铭言：“差徭累民实甚，北省悉然，山陕尤重。”[27](《职役二》)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申诉道：“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因请求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也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26](《食货志二》)劳役是当地人民最主要的负担，北方各地莫不如此。仅举挨门轮流的“门差”一例，即可见一斑。雍正时“北五省文武衙门，每晚各派更夫三四十名不等，又茶夫、灯夫、火夫，一月一轮，或数十名，或八九名不等；凡各官出入需用杠夫，多至百余名。皆挨户输当，城市乡村，无一得免，曰门差。[28](《职役》)粗看起来数量并不多，但各级各类衙门加在一起，每年役使人夫数量相当巨大。在南方地区，差徭多是雇役，境况相对好些，“南中多系雇役，与西北情形不同”[27](《职役二》)即是证据。

二、北方役重的原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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