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秦朝以最为剧烈的徭役张扬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悍。广建宫殿，修筑长城，营造陵墓，开铺驰道以及戍边征战，残酷地役使广大劳动人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1](《严安传》)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如秦始皇陵刑徒墓出土的陶文中，记载有明确籍贯者18人：东武(今山东武城西北)6人，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南)2人，杨氏(今河北宁晋附近)3人，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平阴(今河南孟津北)、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邹(今山东邹县西南)、訾(今河南巩县西南)各1人，赣榆(今江苏赣榆)2人。[2]赣榆与今山东接壤，在淮水以北。因此可以说这18人全属北方。另外，从以下几点，还可以推论服役者主要是北方人民。其一，秦朝兴起于西北，所吞并的六国，除楚国外，皆在北方，这就是说，统一前后的秦朝以北方地区为基本统治区，北方是其赋役的主要来源；其二，所兴建的种种工程，绝大多数在北方，应是就近调集劳动力。秦代虽无全国户口数字传世，但从后代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北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南方尚地旷人稀，不可能征集到大量劳力千里迢迢服役于北方。而在北方戍边或作战的部队，单纯考虑到战斗力而言，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服水土气候的南方人。其三，大兴徭役，引起相关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1](《严安传》)除吴、郢之外，其余5地皆在北方中原，可以说明北方徭役最重，涉及地区最广。
两汉时期，大规模的徭役虽不及秦朝那么繁重，但决不轻松。对秦朝情况的推断同样可用于汉代，北方地区仍是赋役并重，并有史料可以证实。如桓帝初．有一首盛传的童谣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其背景是：“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人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3](《五行志》)由此可知，服役出征的主要是麦产区，而麦产区主要在北方。在此之前的汉和帝永元十三年，一道诏书披露说：“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4](《和帝纪》)其实整个北方边疆地区都经常承担着众剧的边役。又如京兆府的长陵，由于“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3](《郡国志》)原有5万户，至后汉灵帝光和中，逃亡流散仅余下不足4000户。汉代黄河之患频繁，治河之工，自然是沿河地区人民，仅汉成帝鸿嘉年间，沿黄河治河吏卒每年即3万以上。[1](《沟洫志九》)
历史上第二次大征徭役扰乱天下的是隋炀帝时代，受害最严重地区还在北方。如大业元年为开通济渠，调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大业三年为开通驰道凿通太行山，调发河北10余郡丁男；[5](卷180)大业四年，为开永济渠，调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而且由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五年西征，“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大业七年征高丽，东部地区横遭摧残：“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齐郡邹平人王薄率先起义，以该郡长白山为据点，“避征役者多往归之”。[5](卷181)从此拉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人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6](《食货志》)在北方掀起的以北方为主要战区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有力证明了北方地区的徭役之重，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导致了社会大崩溃。
接受隋朝灭亡教训的唐代,开创了中国古代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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