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证明。[33](《尚书户部》)如唐太宗贞观五年戴胄上书言：“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壮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11](《戴冑传》)当时的陕州刺史崔善也言：“畿内户众，而丁壮悉籍府兵。”[12](《崔善传》)这还是正常的兵役，一旦有战事，常临时征募。如唐玄宗天宝十年南诏叛乱，朝廷下令“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由于南诏多瘴疠，北人南下不服水土，自然减员十分之七八，所以无人应募。官方便强行抓丁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致使北方“所在哭声振野!”[5](卷216)宋代军队多由北方人组成，西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军队也都是北方人。如蔡襄言：“自京西，江南东、西，广南东、西，两浙，福建等驻泊禁军，皆是北人。”[34](《论兵十事》)对南方人则轻易不招人军队。宋真宗时，宰相曾请求招募江淮、荆湖丁壮8万人充实西部边防。宋真宗否决道：“此不惟动摇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远戍西鄙，亦非便也。”[16](卷49)元朝主力部队为蒙古人，自是北人．汉人军队同样以北方人为多。如河南卫辉路，“民为兵者十之九，余皆单弱，贫民不堪力役”。[19](《职役》)当地青壮年男子竟绝大多数征招进入军队!明代的情况可以从利玛窦的记载中得悉：政府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一一其中之一称为辽东一一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35](P9)据田培栋先生的统计研究，北方5省中许多州县的军户都超过了总户数的1／3，不少县军户甚至占总户数的一半。[25]临时征召者，仍然多出自北方。如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遣使在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募兵4万人；明代宗景泰初，遣使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招募民兵戍守大同边防。[23](《兵志一》《兵志三》)诚如赵翼所言：“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士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36](《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明代边防重点是北方的“九边”，仅此，就可见北方服役者最多。
第四，治理黄河之役，尤为沉重。横亘北方的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从先秦到民国的3000年间，决口泛滥达1593次，重要改道26次，大改道6次。自秦汉以来，黄河之患日益严重，堵口、修堤等治理工程是历朝历代政府的大事和沿黄人民的重大劳役。正所谓：“民间夫役，河工为大。”[28](《职役一》)尤其是河北、河南、山东等中下游地区，更是灾难沉重。如宋真宗时，“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37](《都水使者赵霆奏黄河堤岸科夫修筑事御笔》)明代的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19](《职役二》)正常年景尚且年年如此，逢决口、改道，劳役人数和时间则要数倍增长。如元代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在豫东决口，朝廷调发南京路(治今开封)民夫即多达204323人。[18](《世祖纪十》)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探讨了北方役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北方役重这一特征。那么，如何评价这一历史现象?其后果如何?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首先应认识到的是，历代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最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换句话说，北方人民在沉重的实物地租之外，还贡献出更多的劳役地租。他们趼手胼足，在国防建设、公共事业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些劳役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劳役的本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地租形态，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集中体现。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是具体而量化的，劳役地租顶多只是一种时间的量化，难以与前者比较。这种地租形态，如果折算成直接的物质财富，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不亚于甚或超过同时所提供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如明代，“故事，河南八府岁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银三两”。[23](《刘天和传》)那么，若按河南每年河夫10万计，就是30万两!而清朝乾隆四十八年，仅一次豁免的河南河工摊派银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当年豁免“此次所请分年摊征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余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