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重要区别在于，劳役地租是地租的最低形态，更直接体现并强调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国家对人民的奴役。因而，强制性更突出，剥削更严重。因为“赋有常经，徭无定额”，往往是“既无定时，又无定数”，[27](《职役》)“上命非时曰杂役”。[23](《食货志二》)与赋税剥削相比，劳役剥削随意性强，更容易失控。北方的劳役几乎制约了所有青壮年男子和部分妇女，使之被迫按官方指定的范围和目的从事劳动，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被剥夺，生产时间被剥夺，劳动成果则被无偿占用。如果说南方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话，那么北方则主要体现在农民与政府之间。北方人民与政府和政治、军事的直接联系比南方密切，北方人民与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也更严重。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北方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和命运。

重役有利于国防，有利于官方，但带给北方人民的却是灾难，既恶化了北方的生产关系，又严重阻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首先，无节制的大规模徭役，占用了大量生产时间和劳动力，劳动力不能更多地、充分地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使正常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遭到严重损失。该耕种时不能耕种，该收获时无法收获，千百年来经常如此，损失无法估量。也就是说，若无此重役，北方地区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文明。其二，残暴的大徭役，经常导致役夫因战争、瘟疫、工伤事故、饥寒而伤亡，仅从前文所举例子就可看出，一场徭役行动即死亡10余万人，对生产力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徭役像黑洞一样吞噬了难以数计的宝贵生命，破坏性不亚于一场大战争。再者，许多人因躲避徭役，采取消极反抗方式而自残，丧失了生产能力或自身再生产能力。著名的有隋朝人民被砍去手或脚，称“福手福足”。而明朝畿辅地区不少男子则自宫充当宦官。[39](《禁白宫》)以致有人说“燕云只有四种人多：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20](卷3)自杀避自身或家人劳役者，也是史不绝书。其三，为逃避徭役，大批人民流亡他乡，致使北方许多地方土地抛荒，人烟稀少。如前文所言，元朝至元年间流亡江南的有15万户约100多万人；明朝弘治年间，北方人民避役到汉中地区者10多万人。[40](《巡抚事宜疏》)人口南移，此消彼长，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南北经济的差距。其四，反抗徭役经常引起农民起义，农民对官府的打击和官兵的镇压战争，对北方经济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总之，重役造成北方经济的损失以及北方人民所作的巨大牺牲，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北方经济在此不断阻碍摧残下，元气大伤，宋以后遂落后于南方，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