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夫有不用命者，宜照勅书，悉遵军法从事， 斩首以徇。了此，则诸不逞之人，皆破胆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7]

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是非常残酷的镇压理论。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崇奉暴力。综观他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政策外，对境内的动乱和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盗贼，力行诛杀，从不手软。万历五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他认为: “此事虽由殷石汀(殷正茂)议处欠当，然既奉钦依，则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诉，辄纠众鼓噪，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惩，则天下效尤，渐不可长。”[8] 在他明知此事是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协调解决的，仍然制止申诉，只是因为令已发出，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和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惩办，使闹事的机工冤沉海底。虽然他也有符合民意的，认为地方动乱之源是在官吏不良的言论，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可能有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他的镇压理论，他说:

“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鸿鹄之未孚也，可俯而窥也，及其翱翔浮云，虽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机甚微，而其究不可穷，盖亦若此矣。是故善养心者贵豫，主敬以存之，典学以明之，亲正人君子以维持之。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9]

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论》的标题，说穿了，就是向君主进言，要保持权位的稳定，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一举扑灭。这就是他“禁于未发，制于未萌”的真谛。

对于镇压，可以做到不惜工本，一鼓荡平，斩草除根。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到万历初仍然有势力，当地督府请求征讨，朝臣多认为难以平定，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以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倘在此后:“ 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10]。

叛乱的平定，给他带来莫大的欢乐，万历元年，镇压都掌蛮获得成功，他给四川巡抚的信中连连称道:“喜甚!喜甚!” 自述“闻九丝捷专，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藉此一振。”[11]

一听到镇压的捷报，兴奋得跳跃，不觉连鞋齿都被折断，这样嗜好镇压和诛杀之功的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对反夺情的同僚下毒手，打的血肉横飞，逐出京城，毫无怜悯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进入内阁，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请求追加恤典，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吴遵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特地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顾峻应选，又亲自嘱派官船供其遣使。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尽最大的努力，一一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除阶，他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以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居正“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所以有记载说:

“其(扌+勾)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苻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 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扌+勾)” 己，而托其相庇乎? 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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