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他这样忘情称颂的，是那七子不随波逐流，特立独行的风骨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惺惺自古惜惺惺，正是有与竹林七贤相通的豪气，才有如此强烈的共鸣。     如果张居正也是一位骚人墨客，也许在明代又多了一名文人雅士。可是张居正不是竹林七贤，成书在万历四十年(1612)的《张太岳集. 序》指出: “公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33] 他是名扬荆楚的才子，却不屑于作一文人，从少年时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已任，从政后许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诺言，“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34] 义无返顾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向往悠游豪放的情怀，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但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魄力过人，也威严过人，他的儿子张敬修这样描述他: “遇事有执持”，“湛静沈默，声色不露”[35]。时人也有类似的记载:“江陵公新得国以位业自矜重，对客不交一言。”[36] 他为人矜持，沉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他给小皇帝讲课，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居正一声“应当读‘勃’! ”使神宗顿然惊悚。主持朝政，能使“百僚皆惕息”[37]， 连大气也不敢出。“江陵公当国，气盖群公，与客立谈，不数言即遣行。”[38] 对于同僚，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不屑一顾。

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矜能，自命不凡，声称“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豪杰所见，自与凡人殊也。”[39] 他多次自比为辅政的伊尹、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范蠡的老师计然等等，因此给同僚留下“骄抗，轻弃天下士。”[40] 的印象。清代学者林潞认为，这是重蹈韩信的覆辙:“ 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41] 谈迁说这是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祸萌骖乘。”[42]

你道他就是这样铁面应对，威严不可一世之人，不! 在他身上还有难以与骄气相容的流气，使人一览无余。请看他在遭受刘台弹劾后，当廷对质的表现:

“居正怒甚，廷辩之，曰:‘在令，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 台    违制妄奏，刘应降谪。臣第请旨戒谕，而台已不胜愤。后付应祯下狱，究与党    与。初不知台与应祯同邑厚善，实有所主。乃妄自警疑，遂不复顾藉，发愤於    臣。且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因辞政，    伏地泣不肯起。帝为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43]

一个威风凛凛的宰相竟然当众大哭，伏地不起，还闹得要辞职罢工，经皇帝再三慰留，也不听，最后用白纸黑字写了手敕，才出来管事。一个事态并不严重的上疏，何以这样的撒泼?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夺情风波中，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被处以廷杖时，王锡爵、申时行出面向张居正求情，这是他的友好与同事，这两人也是凭这不一般的关系进行调解。使他们深感意外的是:

“居正勃窣 拜曰:‘ 此曹力逐我，我何以处，使得尺刀即自刎矣。    揖之出，至是，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八十。”[44]

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写的很生动:

“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  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次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45]

又是  须，又是跪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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