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修饰，还喜欢抹香脂，他的友人说: “居正性整洁，好鲜丽，日必易一衣，冰纨霞绮 ，尚方所不逮。”[13] “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倡饰相尚。”[14] 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但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僮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由此可见其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暖耳，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讲究和奢华，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那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三百八十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作为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 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15] 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普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家庭财力的表现。

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万历三年，张居正委婉地回绝郧阳巡抚刘虹川的赠礼说: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於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 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厚付，要之以必从，又欲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

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冖+真)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的壑也 !    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立+矣) 之，    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    货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已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    无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16]

同年，他退还知县傅应桢所赠的宝物: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己，俞至俞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 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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