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在张居正病危之际，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序，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动议，执意亲自起草《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矫浊而清者，幸及耳目。”[13] 并上疏为之请求优礼耆硕，历数徐的功绩说:“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 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1]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对于被赶下台的高拱，是否出于他的主谋? 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几成历史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甚至为高拱晚年的凄凉动情落泪:

“新郑既为江陵所逐，罢归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构，益郁郁不自安。一日遣一仆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仆问其起居，仆泣诉:‘ 抵舍病困，又经大惊，几不自存。’江陵为之下泣，以玉带器币杂物可直千金，使仆  以遗之。又新郑家居，有一江陵客过，乃新郑门人也，取道谒新郑，新郑语之曰:‘ 幸烦寄语太岳，一生相厚，无可仰托，只求为于荆土市一寿具，庶得佳者。’盖示无他志也。万历戊寅，江陵归葬，过河南，往视新郑，新郑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内，相视而泣云。是年新郑卒，无子，夫人张氏遣一仆入京上疏，求恤典，因 千金器物往献江陵，江陵却之。其仆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爱惟地器物，无子孙可遗，谨以献相公庶见此物，如见相公也。’江陵色动，怜之，乃纳其所献。翌日，恤典下矣。”[2]

有人以亲眼所见记下这样的场景:“ 吾观江陵归葬过郑，与新郑(高拱)执手流涕，不忍言别；於其殁也，为之请爵谥，予祭葬，是亦可以谅其素矣。”[3] 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他为人很讲究义气，自认“不愧於名教，不负於知己”[4]，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帐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立即上疏营救: “臣等再三参详仰庇疏意，止因该监钱粮未明，欲行清查，以资国用。原其本心，实亦无他。”[5] 得以免遭酷刑。漕运总督王宗沫因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 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因其人很有才干，为之开脱说:“ 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何必讳言处补乎? 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责也。”[6]

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依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二、拒受贿，好谀扬    

在张居正身后最遭物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说他喜好受贿，也有说他严于律已，多次拒绝受贿，是耶? 非耶? 莫衷一是。

《明史》中虽有“岁时餽问居正不绝”[7]的记载，但并不多见，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