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爱国主义大量地体现在日常给予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中，但它的最强音往往迸发于祖国处于外敌威胁的危难之际。禁止何种货物进出口，这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禁止毒品贸易更是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尊严的正确措施。可是，清政府在推进这项正义事业时，英国政府却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成了国际贩毒集团的不光彩的支持者。面对比己方强大得多的侵略者，林则徐坚定、卓越地领导了广东地区的反侵略战争，在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英军北犯得逞，朝野议论叠起，道光皇帝出尔反尔，昏味地谴责林则徐之际，他出于"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的爱国热忱，严正地表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3、884页）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侵略有理的谬论。
同时，与空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奸夷”之辈不同，林则徐把爱国热忱与筹划防务的切实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他与大吏商绅和衷共济，从炮台的修筑、军械添置到兵勇的整顿招募，特别是利用民力，组织团练，随在设防，保卫乡土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他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囗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舟，这些都迈开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还很小，且有许多不足之处，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端。他还反对良莠不分，在多数场合区分了贩毒者与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区分了侵略国与非侵略国的商人；并反对封港闭市的错误主张。所有这些都令他的爱国主义言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内容，开始显示近代色彩。
在古代中国，敌强我弱的态势也曾一再出现。但在那时，中国弱中有强，在文化上通常都比自己的敌对势力强一些。因此，尽管在斗争中也要千方百计探听敌方情况，却从未出现过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手都明显地高于自己，不得不以他们为师的状况，林则徐及其同时代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深刻内涵。翻开林氏遗文，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他还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但出于一个致力经世致用的著名人物的求实态度，他敢于正视现实，因而以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地研究对手，并不惜引进对方物质文明(如船炮)和精神文明(如国际法)的成就作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手段。在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独立，增进人民福祉一直同能否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林则徐给中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增添的新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中心。
第四，爱国与忠君结合。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两者本是一物的两个方面。林则徐还不可能超越这个传统。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林则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云左山房诗钞》）
不忘君恩与制伏正在蹂躏中国的“犬羊”就是他最关切的两件事。这是他在生离死别之际的真情流露。他自己的表白与历史记载都说明"感上殊遇"，为君分忧，正是林氏“早知身，蹈危机”（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书简》第1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毅然赴粤禁烟的重要动力。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成为与岳飞、文天祥等并列而无愧的民族英雄。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声名，但凡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德，他也不缺乏。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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