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差异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差异。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危难的加深及有识之士对西方了解的加深，制定新的措施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的冲突，以利中国的改革及救国道路的探索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除郭嵩焘以外，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都曾为此呕心沥血。这是中华民族觉醒过程的重要记录。他们的对策不能见用则预示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
第二，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
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英雄。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
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郭嵩焘在清末屡遭物议，实在不难理解。既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特别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升官发财之辈怎能不视之为离经叛道呢？
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对郭嵩焘的责难则源于已被中国史学界多数人抛弃的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按照作者固有的结论去编排史料，描绘人物，使之黑白分明。论者谴责郭嵩焘"卖国"的卑劣，是为了反衬左宗棠爱国的高大形象，却没有注意到剪裁中的破绽。
例如，论者把1874-1875年间清政府内部"塞防"与"海防"的讨论定为"爱国与卖国之争"，主张两者并重的左宗棠是爱国路线的代表。可是，力主“兼顾水陆之防”，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其隐忧皆积而日深而未可偏重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242页）的郭嵩焘，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卖国”的罪人!
论者认为左宗棠进军新疆是爱国壮举，而郭氏同时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则是卖国，理由是他在一份奏摺中建议清政府接受英国的调停，承认阿古柏占领的地区为藩属。可是，论者却不说明这个奏摺有个附件，是原摺尚未发出时便加上去而与原摺构成一个完整的文件，清廷也是同一天（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批示的，附件报告了报载阿古柏逝世其子袭立的消息后，建议“乘俄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郭嵩焘：《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片》，《郭嵩焘奏稿》第376-377页）
按照论者的逻辑，郭氏不是既提出了"卖国"建议，又有爱国主张吗?至于一个拟议中的建议是否值得判以重罪；当时信息阻隔的情况(从英国送一个奏章到北京要两个多月)；新疆问题的背景颇为复杂(作者认为"基本上站到了左宗棠的一边"的文祥，也建议“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左宗棠评传》第92页)；郭嵩焘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部言行；在论者笔下似乎都是不值得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众所周知，这些方法不是论者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郭嵩焘的非议也是出自尚未涤荡干净的旧影响。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考察鸦片战争后爱国主义的发展变化，为郭嵩焘辨诬，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传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