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日记》(一)第406页。）
这个情况在曾国藩同其亲信的谈话中也可得到参证。他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转引自黄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5-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他们的说法同当时在现场指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50-653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
所以，郭嵩焘对清廷办理夷务的批评和据理办事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应该指出，1859年换约时，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无疑是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但当时他们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经过耐心谈判，矛盾不是无法解决的。
郭嵩焘一再批评的另一不依理办事的现象是各地组织民众一再进行的反入城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潮州等地都曾因拒洋人入城而引起大小不等的纠纷。在郭嵩焘看来，条约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1865年他在广东巡抚任内，就曾处理潮州入城事件。后来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类事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朋友“述悉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所谓士气，乃以速祸而召殃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469-470）
总之，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主张，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而提出的。这个主张要求从中国落后和衰弱的现实出发，以理约束自己，避免逞气蛮干和无知蠢干；也以理去对待对手，争取以条约和法理约束他们，减少他们的祸害，并争取以其所长为我所用。当然，他的个别判断亦不恰当，例如，对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看得过轻了，大片北方领土正是在这期间丧失的。不过，作为有高度忧患意识的爱国者，他并没有丧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他在晚年曾对文廷式说过：“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云。”（文廷式：《志林》第13页，《文廷式全集》第二册，大华印书馆1969年，台北）
另外，有些概括也不够全面：譬如，从中国的落后和执政者的腐败断定中国无道不无道理，但对西方各国无道的一面(如侵略别国的残暴行为)却缺少有力的揭露。尽管有这些不足，然其基本精神却是符合实际或切合中国需要的，理由十分明显：
1和对中国有利。这既由于中国贫弱，也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化。
2和是可能的。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掠夺中国本部领土还未成为列强的当前行动方针。
3求和避战的基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的口实。
郭嵩焘的主张包含着显然与林则徐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差别表现在：
一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林则徐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他甚至郑重其事地向道光帝报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76页），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魏源认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没有听到林的回响。
二是对驱赶洋人的态度。
林则徐主张在禁绝鸦片的同时，必须保护同各国商人的正常贸易。但是，他不理解这种贸易发展的结果是各国人民往来必然日趋密切。他对广州开其端的各地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一直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晚年回到家乡，他仍积极发动和领导了福州驱赶洋人的斗争。“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林则徐传》，《闽侯县志》卷六十九，1933年刊）这段记载准确地反映了林氏力图驱赶洋人离开通都大邑，只准他们在小范围活动的态度。
与林氏相反，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偏狭之见。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他对反入城斗争非常反感，深知所谓士绅阻洋人入城，实际是官吏在背后作祟。他悲愤地写道：“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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