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郭嵩焘：《复姚彦嘉》，《郭嵩焘诗文集》第201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时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过程。由于种种因素的汇合，这个过程赖以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比较顺利，有的十分漫长和痛苦，但总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在19世纪，各国强迫中国通商和开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这是非正义的血污与历史生机并陈的历史辩证法。因此，鼓动狭隘的爱国情绪，不分皂白地驱赶洋人是不足为训的历史阴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郭嵩焘而非林则徐。
林、郭两氏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郭氏能有更为明达的认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前进的表现。当时李鸿章也已感受到各国人民的往来和贸易是不应也无法抗拒的。他说：“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
这个感慨一语中的。这是当时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不过，这类人物为数太少，他们的认识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所以郭氏倍感孤独；而他受到咒骂不过是中华民族前进步伐过于缓慢的表现。
简单说来，林郭在对外关系上的差异体现着先驱者的前进步伐。林则徐固然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郭嵩焘的爱国热忧也不让人，他的历史功绩是把爱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
郭嵩焘与林则徐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救治中国道路的选择。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强敌。作为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地方大吏，他们都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则徐曾经吐露自己的感受：“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林则徐：《致邵懿辰》，《林则徐书简》第299页）
特别是对科举和军队的腐败，他曾经有过绝望的叹息。郭嵩焘则从中外对比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严重状态。要外抗强敌，保卫国家就必须治理整顿内部，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用魏源当时所说的话就是，“以治内为治外。”（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问题是如何治内才能救国。
林则徐选择了在原有轨道上去除积弊的道路。无论是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军制还是课赋、救灾、禁烟，凡关心民瘼、讲求实际的历代官员所能办的，他都尽力去办，有的还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无补大局。中国必须摆脱以手工劳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龙钟老态，向以机器和商品为标记的近代经济蜕变。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救国的唯一道路。尽管林则徐最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但他的补苴罅漏措施无法推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在军事上，购买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按西方的样式改进军火生产都无法令清军焕发新的生机。在经济上，他曾在云南积极整顿银、铜等矿。可是，这些传统的旧式矿业，由官给资本，产品绝大部分归官所有，靠手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在整顿中他曾建议“似(拟)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迫，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形开探摺》，《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45页）
这不是林氏的创造，而是固有的经营形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生产过程的承包，绝大部分产品的流通，仍在官府控制下。这种方式没有改变这些矿山的固有性质。林则徐的这些思路举措，无非是道光年间统治者对面临变局的严峻形势和改革的迫切性缺乏足够认识的缩影。鸦片战争后头20年，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烽烟尚未点燃的40年代，本是弃旧图新的大好时机，却因他们的好梦未残而白白流逝。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使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惊醒。他们意识到老大的清帝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借法自强"或"自强求富"开始成为他们认真讨论的课题。真正自觉性很高的爱国者必然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嵩焘的富强理论即对救国道路的探求，成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60年代开始，以富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郭嵩焘是这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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