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本性的体现，又是当时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吞并中国的余力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对世情或西方列强之情的认识具有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正确性。
三是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
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第439页 ）
这些话没有准确地说明世界历史，可是它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
与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日记》(三)第548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日记》(三)第147页。 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
据此，他认为中国一定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393页）
他对中国战争史的评论是否恰当，这是有待另行讨论的课题。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在鸦片战争后的头50年，在战略上以和为主，是不是一个较佳的方案呢?不妨在全面介绍了他的理论及其依据后再予评论。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他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切莫以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
他自己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英法联军之役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本已告一段落，可是翌年换约时，清政府措置失当，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不得不在批准原有条约的同时，续订了《北京条约》，损失了更大的权益。郭嵩焘曾一再分析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十多天时写道：“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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