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110页，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版）
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郭嵩焘：《出都杂感》，《郭嵩焘诗文集》第576页，岳麓书社1984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的君子。翌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郭嵩焘日记》(一)第4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事实雄辩地表明，林郭两人尽管地位不同，但起点相同，爱国品德并无二致。两人当然也有差别，这些差别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差别令郭嵩焘蜕变为"崇洋卖国"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林郭两人的首要差别表现在如何认识西方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所以具有近代的因素，正是出于他的求实的敏感，开始感觉到时代变化的气息。不过，总的说来对于这个巨变他仍然处于很不自觉的状态。比如，在林氏遗文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这是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沉睡未醒状态的反映。
时间又过了将近20年，英法三次挥兵北上，终于演出了京津失陷，火烧圆明园的惨剧。这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
(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他认为举国上下懂得夷情的寥寥可数，处置失当，自在意料之中，在他看来，考求夷情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说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台北）
这是重申林则徐、魏源多年前的主张，但15年后郭氏还要为此一再呼吁，并在两年后才勉强实现，而实际情况却无根本性的改善。
二是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应该以这个基本情态为处置双方关系的依据。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
这个结论既肯定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同那些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仍把西方各国看作蛮夷的官僚士子们的认识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高明和深刻的结论。与这个认识密不可分的，是郭氏认为西方列强当时并不以灭亡中国占领土地为目的。
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令人惊奇的不在于他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郭氏是在19世纪90年代各国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到来之前说这番话的。当时的西方列强确实还以开辟商品市场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要求，这既是资本主义追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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