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绵至今的印度文明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自西北印入侵次大陆的雅利安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长期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后来的佛学思想史上看，发端于南印的般若经系和中观学说体现了典型的长于妙悟神解的东方思维，而源于雅利安人聚居之西北印的小乘有部和大乘有宗的学说则近于注重分析论证的西方哲学――此其所以空、有二宗在东渐之后－荣－枯。与注重历史和经验的中国文明不同，印度文明从一开始即视流变不定的经验世界为幻有，它永远都在追求着与永恒的宇宙本根梵天融为一体从而超脱轮回之苦的不可言说的意境。因其蔑视经验故而得以永葆童真――这大约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恒久不变的根本原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伟大的文明即以《奥义书》梵我合一的思想为起点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哲学繁荣――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在漫长的心智发育的过程中，由外在闻见形成的理性以自身为依据不断否定原有的价值和观念，而生机未竭的文明则以其内在的潜能融化经验材料从而编织更为成熟的意义之网――两种趋势相反相成，前者显现为以顺世论为代表的粗俗的唯物主义思想，后者则孕育了作为印度教在理性时代之高级形态的佛教。原始佛教以众生平等的教义反对种姓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北印土著民族与雅利安族之间的矛盾――但与其母体印度教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日益成熟的心智再也无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证自明的教义之时，释迦即从探索人生痛苦的根源着手揭示更为合乎理性的灵魂解脱之道（四谛之中的集谛即为佛教的理性时代的烙印）。原始佛教的三法印以“诸法无我”印最为核心――对此印的不同诠释构成小乘佛学与大乘佛学的根本歧异：前者倾向以现象观待的方法空去外面的肉身我，而后者则通过遮拨现象的空观泯灭遍计所执的先验自我。由小乘而大乘，由空宗而有宗，印度佛学直到最终仍然是《奥义书》梵我合一说的更为周密精微的表述。印度文明的理性成长除了孕育佛教还引发社会生活领域的一系列深远的变化，象市民社会的发育、工商业的繁荣、私有产权的确立以及官僚制帝国的崛起等等――比较而言思想领域的变化最为显著地反映了文化生命的深层律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它各大文明的世俗化的进程之中。借用佛学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现象相对而言皆是伴生的互为依托的增上缘，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作为决定它方的直接的因缘。正是在充分的理性发育的基础上才出现了象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这样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带有创始性质的孔雀帝国也和秦汉帝国一样以严刑峻法著称，这是因为此时文化生命需要凝聚其全部的精力方能克服由长期的列国纷争状态之余势所形成的巨大的离心力。公元九世纪当次大陆的佛教在伊斯兰教东渐的压力下日趋衰亡而印度教在其本土再度兴起之时，这个沉湎于梦幻之中的文明因为逐渐丧失对其理性发育过程的记忆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此后，印度文明再也无力生长出象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后起的莫卧儿帝国究其实仅是伊斯兰民族所建立的征服帝国。而高度哲理化的大乘佛学作为这次理性发育之结晶则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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