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源头并非今日田野考古所发掘的某个文化的城址，而是标志着文化生命开始达于自我意识的《诗经》和《尚书》――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亚洲东部无数的种族在文明所散发的热力幅射之下逐渐融入以此为起点的延绵不绝的记忆之中。经典记载即便与考古发现相抵牾亦无损其对记忆而言的真实性，这就好象童年时代温馨的回忆较当时具体的情形更为真切的道理一样。《诗》、《书》所蕴涵的虔敬肃穆的文化氛围将我们带到了殖民城邦象众星拱月般藩屏王室的西周封建时代。当周人开始营建其殖民帝国的时候，他们也和初至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王”的名义占有广大的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性质的“占有”实仅表示政治上的辖权。而在帝国的基层，农村公社的农民在井田制之下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共同使用耕地――在土地的法权关系确立之前亦无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问题。彼时周族成员及其盟友作为征服氏族居于国内统治广土众民，而在城邦之外的是生活于农村公社中的没有开化的“野人”――后者因未受文化的濡染永远存在于沧桑的历史流程之外。当此之际，童稚的个人尚未从群体中分化出来，故而国家主要与氏族或公社直接发生关系。和所有的童年期文明一样，宗教信仰在上古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倾向政教合一的王官文化赋予国家政权以教化人民的义务，由此孕育了象文、武、周公这样亦君亦师的伟大的圣王。在国命天授观流行的西周盛世，各级统治者深信人格化的上帝永远居高听卑――唯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势中自求多福。正是以童稚无邪的人性为基石确立了等级森严的伟大的礼乐制度。而在两千八百年前的幽厉时代，古代世界的上帝就随着中国文明的心智发育被迫“退隐”，由此引发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五百余年的政治动乱。在历史的阵痛中，与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适应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则在战国时代呱呱问世。信仰危机引发历史上最早的哲学繁荣――诸子纷纷起而创说，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长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这场掀翻天地的伟大的宗教革命终于尘埃底定。中国文明因为儒学创始人孔子出现于世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在“六艺”的思想系统中，周人所尊奉的人格化的“天”一变而为《易传》中健行不息的生命进化之流，从而再也不会随着理性的成长而“退隐”；在世卿世禄的封建制度栋折榱崩的时候，《周礼》规划了一幅选贤与能的官僚制国家的蓝图以取而代之；而作为儒家的“经王”，《春秋经》则在究天人之际的基础上阐发拨乱反正、渐趋大同的全新的王官之学。当孔子携其弟子栖栖惶惶、奔走列国之际，新生的文明开始表达其重建政治秩序的强烈的意愿――正是由于这意愿的驱使，尊奉“素王”的儒家在战国初年逐渐控制鲁、魏等国并进而在大一统时代征服秦汉帝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子夏与魏文候、子思与鲁穆公、孟子与梁惠王、吕不韦与秦王政、孔甲与陈涉、董仲舒与汉武帝、王莽与汉室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以新经学“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的学说为指导爆发了战国初年遍及各国的变法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即为其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尝试：甚至连其“燔《诗》、《书》以明法令”的措施亦与孔子“损文用忠”的思想不无关系。这次变法的实质乃是在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开始崩解的背景下进行的创建由个人组成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改革――而其起点则是通过土地私有产权的界定直接确立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关系。经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凝聚千千万万的个人的利维坦终于在大地上站立起来――春秋末年“人与人争”的原始的自然状态已一变而为战国时代“国与国争”的高级的自然状态。长期紧张的国际关系使得利维坦内部的成分趋于均匀，加之个人的自我意识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日益成长，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终为战国、秦汉时代的布衣将相之局所取代。在当时社会的基层，传统的农村公社随着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进一步崩坏，而商业资本运动的结果则形成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大土地所有制。原来生活在农村公社荫庇之下的“野人”在共同体崩解之后有的成为新时代的雇农或自耕农，而那些依然停留在心智发育的童稚阶段的则因缺乏自立意识沦为大地主大商人的僮仆奴婢――其人口比重随着战国之后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日益增长。直到倾向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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