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意象朦胧的印象派风格开始流行画坛的时候，这个似乎有着永不衰竭的精力的文明终于感到倦意已酣――渴望回归内心的文化生命此时只有在发育程度较趋于世俗化的西欧落后几个世纪的东正教俄国那里激起标志着基督教精神之再度复兴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场在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与其创始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紧密相连――一个是思想家而另一个则是实践家，两人的关系有些象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路德和加尔文。其时基督教文明的心智发育已经到了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的年龄，再也无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证自明的教义。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仁慈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他的创新的教义在文化相对老成的西欧社会仅仅表达为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无聊的争辩，只有在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即以基督教正统自居并葆有浑朴的农村公社传统的俄国人那里才引燃火一样的宗教热情。如同加尔文将宗教改革的理念落实为斗志顽强的归正宗和政教合一的日内瓦共和国，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亦以基督徒之坚定执着与鞑靼人之机敏灵活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的理念落实为斗志顽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教合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质是中华帝国自前二二一年问世以来发生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改版――其三版宋元明清帝国作为一种高雅而孱弱的实验国家（类似柏拉图笔下由哲学家领导的“理想国”）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下迅速崩解；不屈不挠的中国民族以普遍野蛮化为代价重建适应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现代中华帝国――这一新版的大样在正在进行的邓小平改革中已经最后成形。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领导宋元明清帝国长达千年的优雅的知识贵族因其德衰被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交出统治中国的印信――白话运动就是一个信号――并在此后遭到历史的放逐；绚烂的中国文明亦随其载体的失位破坏殆尽。在残酷的内战中崛起娴于权力斗争的新一代王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缔造了适应群雄逐鹿之“大战国时代”的第四版中华帝国――人民中国。文化生命的高度成熟使前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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